国家元气在斯文:“第三次汉字简化方案”是好事

　　国家元气在斯文

　　前一段时间，有行政机构就《通用规范汉字表》向社会征求意见，一时议论之声鹊起，批评之声不绝。其实，这次所谓“第三次汉字简化方案”是件好事，好就好在它表明政府部门对传统文化过度干预的问题依然存在，引起克服的注意。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写道：“人类历史与观念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观念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在人民的制度、习俗和各种发现之中。”人们“出于一种需要，使个别人物在这些事件的产生过程中大为突出，于是就把昙花一现的个人当作了持久不变的原则。”汉字也是如此，因为它形成与发展所资以实现的社会主体始终是人民群众。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客观上才要求政府适度干预，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只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秦国灭六国之初。全国版图的统一，要求全国文字的统一，“书同文”正是这一客观要求的产物，错就错在“过度”二字：废除六国文字的同时，还烧毁了各国所有先秦文字典籍，并消灭了其现世传人，造成了中国文化“千余年来如夜行”的局面，可以说暴秦之亡，首先暴于文字、亡于文字。至于朝廷所颁小篆，其实并未传播，对书佐们来说，政事盈庭，军书榜午，断不容他们去写什么标准小篆，于是一场真正的文字演变便被他们推开——里耶等秦简墨迹中的隶笔与草意、简化与实用，远非小篆可比，所以最终统一全国的，正是这似篆非篆、似隶非隶的“书佐体”。

　　第二次是唐朝代隋朝之后。秦朝的“书佐体”在汉朝书佐们的手中又演变成了隶书和章草。衣冠南渡后，直到南北朝，汉字便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两路向两个方向演变：北派以隶书为起点向楷书演变，其代表作品是北朝碑志；南派以章草为起点向行草演变，其代表作品是羲献书札。隋朝统一全国后，客观上也要求政府出面，尽快消除文字上的南北隔阂，但直至隋亡，未暇一顾。责任落到了唐太宗肩上，但他并不是简单地或存或废、或烧或杀，而是通过提倡王羲之，巧妙地把南北两路统一了起来，从而造就了把南北书法融于一炉、又各有千秋的初唐四家；以此为基础，在传统的佛经、碑志写刻之外，科举制度又刺激了书籍传抄和书法教育的普遍繁荣，群众性的广泛参与，终于把汉字推向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手段来说，汉字的演化并未结束。如果说秦篆→汉隶→唐楷的相继演化是以毛笔和纸张发明为基础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唐楷(颜体)的进一步演化——宋体字的产生则源于雕版印刷，这一完全的民间创新，标志着数千年来汉字演变的总完成和汉字结构的总定型。此后，任何一项新技术包括现代网络技术，均未对汉字产生过任何新的演变需求，政府对汉字的任何干预在技术上都成为一种多余，汉字(含繁体字)信息处理系统的成功发明与应用，宣告了古老汉字的永恒。

　　自从被西方的物质文明打败以后，人们就开始反思中国的精神文明。鉴于汉字的繁难，“牺牲”之外，更多的是主张“简化”——“第一套汉字简化方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但推行简体字的大陆，既有经济曾滑到崩溃边缘之时也有改革开放30余年高速增长的辉煌，而使用繁体字的台湾还曾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可见关键并不在汉字的繁简。在手写年代，该方案固然满足了一定的民心民意，但却造成了两岸的文字隔阂。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是继续扩大呢，还是设法消除？至于联合国对简化字所给予的国际地位，那只是从“世界通用”，并不是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考量的，这倒是大家亟应清醒的地方。

　　关于中国文字，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例如“家”，这个字里的远古信息，远未尽解，古代氏族与动产的相互关系，及其衍生于今的许多重大秘密，正有待于赖以打开，不料第二套方案竟以“人”代“豕”，生生挖掉了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断掉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源头！再如“衣”，其甲骨文为“”，金文为“”。面对其小篆“”，许慎解作“像覆二人之形”，段玉裁释为“覆二人”，罗振玉苦思久久，终于悟出是“像襟衽左右掩覆之形”；但第三套方案却把“褰”、“衾”里的末画改“捺”为“点”，这一笔勾销的与其说是衣之“襟衽”，毋宁说是一部中国服装史！脱离历史、脱离技术、脱离群众，这样的减法，与有些加法一样，注定不能持久。

　　建设名义下的破坏，我们有过太多教训，面对“简化”得只剩下突兀故宫的老北京，谁能不为之扼腕太息呢？人们给汉字造神、为仓颉设像，无非是对老祖宗的崇敬。动辄就去挖老祖宗的墙角，归根到底是文化素质问题。清人毕沅有诗云：“士不通经文扫地”，“国家元气在斯文”。今日之“士”，未必一定通经，但在总体上，倘能把高学历领导干部越来越多的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党，则斯文幸甚，国家幸甚。

　　贾作林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