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行这个非主导性的民间金融行业一直延续到了现代银行等金融业发达的今天
“当铺是穷人的钱庄,钱庄是富人的当铺。”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曾这样形容典当——这个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古老的非银行性质金融行业,这个现代银行业的雏形和源头。
“这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也是对专业银行的必要补充。”市典当行业协会会长杜明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经历了跌宕起伏,人们评说褒贬不一,这个非主导性的民间金融行业却一直延续到了现代银行等金融业发达的今天,且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它的发展过程十分值得回味。
乾隆年间
当铺兴起聚集渝中
据《巴县志》记载,重庆的当铺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1760年,重庆设有当店一家,到1765年,四川总督阿尔泰以“当店官为经理,杂费既多,店内人员又不操练军事,还恐怕发生私人拉用款项的弊病”奏准清王朝,将官办当店一律停止。
“当时,由于陕西人在四川经商,很有势力,他们开设了大量当铺。”杜明亮告诉记者,清朝光绪三十二年以前,全川共有60余家当铺都是陕西人开设的,在重庆城区,也就是现在的渝中区内,东自东水门、西至通远门、南自南纪门、北至临江门人口不过10万的弹丸之地上,陕西人开设的当铺就有五家,先后分别是响水桥的隆德当,小什字的大有当,九尺坎的日升当,十八梯的永贞当和油市街的荣盛当。
辛亥革命后
当铺增加代当出现
辛亥革命后,全川有正规资质的公质店已达数百家,仅重庆就有17家。为了维护该行业利益,报经市商会同意,重庆市典当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了。
“为扩大业务范围,这17家公质店又派生出了一批代当店,专为公质店代收转送当物。”杜明亮说,那时,要做代当店业务不必向官方备案,但首先要有一定资金,少则数百元银元,多则一千以上,其次须取得公质店同意。
杜明亮说,公质店为了增加业务,都愿多设代当店,但如果代当店过多,就会分散和减少公质店的利润,“当时,重庆先后开设的代当店有20余家,除城区,也就是现在的渝中外,在郊区弹子石、铜元局、磁器口、木洞等地也有。”
改革开放后
典当企业无序复兴
“文革后的20多年,当铺曾有过一段销声匿迹的时期。”提及辛亥革命后典当行业的大变化,杜明亮说,直到改革开放后,1987年12月,成都成立第一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典当行,重庆乃至全国的典当行业逐渐进入无序复兴的阶段。
据了解,那时全国涌现出了100多家典当企业,私营性质的在90%以上。“那时的典当业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杜明亮告诉记者,由于老百姓的衣物不再像清朝服饰那样复杂、值钱,衣物被作为当品的很少了,而是以首饰、古玩、字画等为主。
上世纪90年代
大量典当家用电器
无序的复兴影响了典当行业的正常发展,199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为此下发了《关于典当行管理的通知》。1996年4月,人民银行又制定了《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对无序发展的典当企业进行了清理、合并和整顿。
“那次清理后,重庆的典当企业只剩下不到30家,分布在各个区域,渝中范围内仍然最多。”杜明亮回忆,从此,典当行业除有了人民银行作为管理机构外,家用电器也开始进入了质押的业务范围,“那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家用电器逐渐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但还不普及,相对于现在,照相机、录音机、手表、摄像机等的价值都还比较高,因此自然成了当品。”
2004年后
当品增不动产和财产权利
2000年6月开始,我国开始改革金融体制,国务院同意把典当企业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而非金融企业。“要经营典当企业,除了经营许可证外,还须获得特殊行业许可证。”杜明亮说,2001年8月,重庆颁发了《典当行管理办法》,之后,我市典当企业增加了近30家,目前,全市各区县共有典当企业97家,渝中范围内的占10%。
杜明亮说,自那以后,典当企业的经营范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增加了不动产;且对“财产权利做质押”作了明确规定,即存单、保单、仓单、提单、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使用权及股票等都可以作为当品。
“由于当品范围的扩大,典当企业的最低注册标准增加到了500万元,涉及不动产抵押的典当企业的最低注册资本更是增加到了1000万元。”
杜明亮告诉记者,目前,不动产在我市典当企业业务中占了80%以上,动产减少到不足20%。
记者 陈筱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