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博雅学院试水通识教改 校长称最怕有名无实

　　请吃饭的校长：

　　最怕“通识”有名无实

　　“在某种意义上，上好通识课比上好本专业的课更难。”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

　　第一天开讲的课程是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先秦两汉）”和“中国艺术史”、亚太研究院的“世界宗教与民族冲突”、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物技术导论”、中文系的“中国诗词”和教育学院的“心理学导论”等。其中，王金发教授和黄天骥教授是国家级教学名师。3天后，另一位国家级教学名师李萍开讲“伦理学问题讨论”。

　　七十多岁德高望重的黄天骥首次担任通识课教师，面对非中文系大一新生开讲诗词。“想到他们不是中文专业，讲课时会注意技巧，多用例子来解释，而且和中学语文知识衔接，把不同学科打通上课，通识课教师需要能力根据学生的反应临场处理和选择。”

　　开学以来，主抓通识教育改革的副校长陈春声很忙，最近几天他忙着掏钱请文学院、岭南学院和外语学院的知名教授们吃饭。“没有合适的老师，是我最大的困难。能把本专业的课程讲到外专业的学生也爱听，很不容易。现在我是先挑老师再挑课，先看老师行不行，再决定开哪一门核心课。”

　　作为中山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主任，校长黄达人已经给了甘阳30个教师编制，职责上希望实现“三位一体”——既能担任通识课教授，又能给博雅学院上课，最好还能承担高等教育研究院的研究。陈春声坦言，这些老师最主要的工作量，还是用在通识教育。

　　“全国高校中推行通识教育的，中山大学并非第一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都有好的探索，但我们的方案还是比较与众不同的”。陈春声认为，与国内其他院校展开的通识教育相比，中大这次推出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识教育的可持续性，要与现阶段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体制平稳衔接。

　　“目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很多都有名无实。”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全国通识教育会议上，甘阳曾提出，通识教育最大的困难在于往往难以持续。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识教育课程常常游离于学校主体课程之外，因此会被边缘化而难以保证课程质量。中大这次对症下药，特别注重通识课程与学校主干课程的有机联系，在课程组织上采用了国外大学常用的“双重编码课程”，把若干院系最核心的主干基础课同时作为通识课程。

　　比如，历史系新开设的“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课程”，就既是历史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全校所有学生都可选修的通识核心课程。“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通识课程不是随便听听的浅显课程，而是有专业基础课要求的优质通识课程。”甘阳说。

　　类似的“双重编码课程”还有由哲学系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先秦）”以及由中文系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等。甘阳认为，这些都是文史哲等各系常年开设的最基本的专业基础课，把其同时作为全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就既使通识教育课程有质量的保证，而且具有可持续性。

　　涌现的难题：

　　清华北大没有多校区

　　“要比别人先做改革，中大面临的困难很多。”陈春声说，首先是学生多。

　　中山大学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大通识教育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做主任。甘阳担任通识教育总监，其策划和统筹珠海通识教育所占的时间，远远大于花在博雅学院上的精力。“要面向五千多学生，新通识课程的组织与落实也远比博雅学院课程复杂和困难得多。”

　　“清华和北大招生数量没有我们这么多，也没有多校区办学的问题。比如我们东校区没有文、史、哲的院系，这些院系的专业基础课程入选通识核心课程后，无法让外专业的同学与本专业的学生一起修读，要让老师们专门为通识课程跨校区教学，相当牵扯时间和精力。”

　　参照国际知名大学的习惯做法，让博士生担任助教，从而改变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中大班授课，师生比例严重失调而难以沟通交流的弊病，是中山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另一个探索。甘阳说，学校规定，从本学年开始，所有博士研究生都必须担任教学助理工作，重点保证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助教需求。”

　　从新学期开始，中大对所有博士生进行了本科课程教学助理工作培训，校长黄达人亲自做培训辅导报告，“博士生做助教是发达国家一流大学保障教学质量的普遍措施，也是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环节，中国的大学以往对这方面重视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他认为，博士研究生担任本科教学助理工作，有助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担任教学助理也有利于博士生的自身成长。

　　“不过，现在我们的博士生还不够”，陈春声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山大学共有32000名本科生，每个本科生一个学期平均要上4~5门课程，如果每门本科生课程按30名学生配备一名博士生教学助理的标准，每学期可能需要4000~5000名本科教学助理，而现在每学期能担任教学助理的博士生有1200人左右，大概只能满足1/4的需求。

　　实际上，在推进中山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陈春声还希望能完成整座高校的校区布局调整。中山大学目前有珠海校区、东校区、南校区和北校区四块，有些校区本科生太少，有些校区基本上没有硕士生，一个校区没有本硕博的完整体系，对大学教育氛围的营造并不理想。按照去年开始实施，计划2012年底完成的《中山大学校区布局调整路线图》，到2013年的时候，每个校区都会有比较完整的本—硕—博教育体系，对整体大有益处。

　　足够的信心：

　　五年后会有高校跟上

　　“我可以放言，珠海校区的这个方案将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个。”甘阳非常自信。

　　按照计划，从2010年9月起，经过系统设计的新通识教育课程也将在其他校区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中开设。而甘阳的期望是，经过3~5年的磨合，逐步取消中山大学现有的公共课制度，完全建立全新的通识教育制度。这位从2003年“北大改革”风波中崛起的高校通识教育改革标志人物，这一次是否终于在南方的高校中找到了他实践理论的落脚点？

　　2003年，关于“北大改革”的辩论喧嚣一时。当时张维迎等学者在北大推出改革方案，试图推行企业化管理，倡导英文教学而非母语教学等等。甘阳发表《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北大改革》一文，率先发起对北大改革方案的批评，随后接连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等文，促使北大最后对改革方案被迫做了调整。

　　其后，甘阳开始在国内大力倡导通识教育，认为这才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真正精华所在。

　　2005年甘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型会议，来自中国几十所大学的百多位学者教授参与，并就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达成了重要共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不是要盲目模仿美国大学的外在形式，而是要学习美国大学对学生从严要求的实质，特别要抓住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这两个基本点。提倡学生小班讨论和助教制度，改变以前只是老师满堂灌的状况，并且让研究生通过担任助教获得多方面锻炼。

　　“我承认，理想化推行有很大难度，但是我们在作充分的尝试，你不能永远都呆在岸上学泳姿，游泳肯定要下水，即使会呛水。中大为了做这件事，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我们研究的探索都是有可持续发展可能的，防止过去很多尝试那样虚化和逐渐被边缘化。”

　　“关键的关键还是课程，我们是否能准备足够的大类平台课程？这些课程还要能接上几年后的社会发展需要。但真正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像浙江大学那样完全不分专业招生，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问题，但也有隐忧，课程结构是否准备好了？有没有稳健的公共平台课体系？有没有足够的通识课师资？教育改革还是要相对保守地推行。”

　　“我想，再过5年左右吧，会有其他高校跟上的，如果是在江浙等高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两三年后就会有高校跟上。未来几年，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甘阳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