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学家的良心(图)

　　2007年3月8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会后，记者采访吴敬琏。 记者 胡雪柏 摄

　　人物简介

　　吴敬琏，1930年出生。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吴敬琏多次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这段话。他说，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随波逐流的人，但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与他所处的时代休戚与共，骨肉相连。

　　“左”的代表

　　初露锋芒“吴市场”再陷争议“吴法治”

　　吴敬琏也曾一度随波逐流。

　　20世纪6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他努力跟上愈来愈“左”的政治形势。

　　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义无反顾地提出了“生产价格论”：“规定了利润的平均水平，你占多少资金，在一定的生产价格下交多少利润，为什么就联想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扯那么远呢？”康生和陈伯达此时已内定他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发起了批判他的浪潮。

　　吴敬琏等人则充当了批判者的打手。他、陈吉元和周叔莲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惟一动机和直接目的。为劳动者的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

　　随后，吴敬琏又写了几篇论文。其中，《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甚至还被认为当时“左”的经济理论的代表作。他在歧路上似乎要越走越远了。

　　这时，“文革”来了。吴敬琏被下放河南息县。在那里，他与顾准相知相熟，引发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顾准此前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顾准的思想一点点打破了吴敬琏头脑中“左”的枷锁。

　　他开始认真地反思曾经的错误。他去看望刚刚出狱的孙冶方，并向其真诚地致歉。

　　1974年冬，顾准病重。他把吴敬琏叫到医院。他对吴敬琏说，他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

　　初露锋芒

　　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了。改革开放架起了世界与中国的桥梁。

　　1983年1月，吴敬琏负笈耶鲁。在耶鲁的一年半，紧张而充实。他的头脑里已经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他心中笃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走市场道路。

　　任重而道远。他刚刚回国，就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找去写一份意见书：《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但是，要想为商品经济全面“翻案”又谈何容易。

　　此时，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马洪了解到《决定》上还是没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几经周折，马洪把他们的想法转达到国家领导人那里。

　　终于，国务院领导批示后，起草小组最终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小平对这次《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第一次向中央建言便取得了这么有意义的成果。这使吴敬琏很振奋。

　　“商品经济”一经突破，市场的口子就打开了。1988年初，吴敬琏和几个经济学家一起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领导人批示说，这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一切似乎都已水到渠成了。然而，风波再起。

　　“吴市场”

　　紧接着的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一段日子。

　　1990年7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吴敬琏等十几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

　　最先发言的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许毅把矛头直指1984年以来的改革方向。他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经济改革必须坚持计划取向，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

　　此时，要计划还是要市场，已经成了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吴敬琏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为市场经济。

　　吴敬琏的发言几次被打断。有人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还有人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能讨论的只是如何结合。

　　吴敬琏的支持者只有刘国光和薛暮桥，他们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绝不能动摇。

　　几天后，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电话。乌家培告诉他，国家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有计划（指有林）”、“吴市场（指吴敬琏）”、“杨承包（指杨培新）”。显然，“吴市场”包含贬义，是说他“不与中央保持一致”。

　　吴敬琏心中抑郁。不过，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局势峰回路转。这一年，吴敬琏两度向中央领导建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吴市场”也成了一个荣耀的称呼。

　　再陷争议

　　市场引入了资本，活跃了经济。

　　2001年，中国股市陷入疯狂。那是一个“全民炒股”的年代：几乎所有的散户大厅里都人头攒动。股民们口中流传着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内部消息、跟庄”等，成为股民炒股的信条。

　　沉醉在这场皆大欢喜的金钱盛宴中，没有人愿意去想明天。吴敬琏依然清醒。1月，他在《经济半小时》中说：“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上述言论迅速掀起狂澜。当时恰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领导作了打击股市违法活动的讲话后，股市迅速下挫。一些人在网上攻击吴敬琏，称他“一言毁市”。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联袂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吴敬琏一度成了众矢之的。

　　吴敬琏在这年的“两会”期间举办了一场个人新闻发布会。他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随后发生的事实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

　　“吴法治”

　　吴敬琏却不因此自得。眼看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他开始反思：到底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从而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不应该只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而且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市场经济需要其他制度的支撑。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于是，吴敬琏越来越多地和法学家们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问题。2002年，他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一起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因此，吴敬琏又有了另一个名字：“吴法治”。

　　众多纷纷扰扰之中，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从未改变。他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总觉得，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沈佳音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柳红所著《吴敬琏》）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