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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推进省直管市县改革 共下放197项行政事项

来源:南海网
2009年10月16日09:36
去年七月,省里将普通护照发放管理权下放到市县,大大方便了外出旅游探亲的群众。本报记者张杰摄

    去年七月,省里将普通护照发放管理权下放到市县,大大方便了外出旅游探亲的群众。本报记者张杰摄


  省直管市县:一个省的探索

  本报记者谭丽琳

  十月十五日,在澄迈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办理护照的王国春老人拍照片。

  一次性向市县下放197项行政管理事项,下放权力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在海南历史上未有,在全国也属少见。2008年7月,省委五届三次全会作出决议,以放权为核心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强县扩权”改革,为我国风生水起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样本。

  这场改革最大的意义在于,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的关系不再扭曲,省政府大胆放权,从繁重行政审批事务中脱身,得以聚精会神掌舵;市县政府获得了与发展责任相匹配的权利,从而全力以赴划桨。

  一年多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县域经济显现出的勃勃生机成为了这场改革最好的注脚。

  意义:围绕“两特两制”做改革文章

  2007年4月,在省第五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卫留成在报告中指出: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为重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体制被列为本届省委要完成的四大重点改革之一。

  这一改革无疑是对胡锦涛总书记对海南重要指示精神的积极回应。2006年年底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刚就任海南省委书记的卫留成作出明确指示:“突出经济特区的‘特’字,努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这一指示,成为省第五次党代会报告的重要主题。海南是国内最大的经济特区,又是唯一的省级特区,在即将迎来建省20周年之际,有责任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

  “事实上,海南从建省以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没有停止过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曾参与设计197项权力下放的省委副秘书长刘登山向记者一一列举,省直管市县行政体制、“小政府大社会”、直接对口国家四部局的“多功能厅”文体厅、先于国家组建人事劳动保障部门、工业与信息部门等——这些探索无一不遵循以放权、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层级等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精神。

  近年来省直管县凭借其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能促使政府管理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机动灵活,更加富有创新精神等优势,渐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作为全国最早实行省直管市县的省份,海南从建省以来一直坚持这一体制,并从完善行政架构、理顺要素关系和改进管理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了这一体制。

  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围绕“两特两制”做改革文章,站在海南新的发展背景下,省委省政府对省直管市县体制进行了重新审视。省第五次党代会一结束,由省委研究室牵头的联合调研组就奔赴各市县和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省直管市县改革的浙江等地进行调研。

  过程:科学民主+依法依需依可行

  调查报告显示,我省的省直管市县体制的很多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市县要求省里放权的呼声非常强烈。

  当时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在省级部门,甚至一些法律明文规定的属于市县政府的职权,都留在了省直部门。商务、旅游行业的情况最为典型,这两大系统的行政许可和审批权力大多集中在省直部门,市县审批权力很小。同时,对海南几乎所有市县而言,在财政底子薄弱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而权力下放前,市县政府连批一寸土地的权力都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是配置资源、促进发展最重要的政府工具,没有权力,市县谈何发展?

  大权在握的省直部门也过得不轻松,“负荷很重、忙不过来、穷于应付”是不少部门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纠缠于繁重的审批事务,致使省直部门宏观管理和指导的职能被削弱,无法深入研究事关发展大局的问题,无法认真谋划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以及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进而引发出“重审批、轻管理”、行政效率低下等一系列消极问题。

  “毫不犹豫地放权,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省委省政府大胆解放思想,对放权达成高度共识。刘登山告诉记者,围绕调研报告界定的问题,省委省政府从2008年2月开始启动设计方案。放权是这次改革的红线,但如何放权,哪些权必须放,哪些权不能放,需要科学的思量。

  这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起草小组明确了8项放权原则,不仅要将原本属于市县的权利归还市县,同时还决定根据需要,将地市级政府的权利以及部分属于省级部门行使权力下放给市县,省委省政府放权态度之坚决由此可见一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由下而上的改革,民主色彩浓厚,首先是各市县政府结合实际工作需要,逐一上报需要下放的权力。刘登山告诉记者,当时各市县政府上报的权力合计达数百项。拿着这份长长的清单,起草小组逐一进行梳理,为权力下放寻找法律依据。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从卷帙浩繁的各种行政法规中搜寻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出处及其相关规定。起草小组又把市县提交的清单和相关法律依据送到省政府和各有关厅局征求意见并及时反馈市县。

  据刘登山介绍,在方案制定过程中,卫留成多次主持书记办公会、工作汇报会,听取省政府有关事权下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就具体问题作出指示。罗保铭省长多次召开省长办公会研究实施方案及解决具体问题。在厅局和市县多次沟通的基础上,副省长们都分别主持召开分管部门的放权协调会,对下放权力逐项梳理评估,并对省直部门和市县的分歧进行有效协调。在对市县提出的下放权力进行科学的定量、定性分析后,又结合市县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履行权力的软硬件条件,我省最终确定下放197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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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邰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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