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特统计，在未来的100年中，世界上的6000多种语言遗产中，将有3000种走向消亡，50%的文化遗产将随之化为云烟。就在我们阅读这行字的2周后，就有一些小语种消失。小语种民族将何去何从？克里斯特提出的创造新文字保护母语的方法，能否挽救这些民族？
从人类开始群居的那一刻起，就有了最简单的语言—词和句子，这使人脑中产生了意识，也使先人觉察到自己与周遭一切的不同。我时常幻想，当先人发现自己居然能和同类交流情感和思想时，在那一刻，他们一定受了一惊，并且欣喜无限。
世界复杂多变，这种变化又造成了语言的多样性。有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的语言有1万种之多，也有语言学家认为，只有4000～5000种。学术界相对认可的说法是差不多有将近6000种。我并非悲观之人，但我对语言的预测一向缺少乐观，我推测，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全球语言会消亡50%。随之一同消亡的，还有千万年前先人的吃惊和欣喜，还有那一刻野兽潜过小河的声响、丛林中潮湿的香气，以及照射在古老祭台上的冰凉月光。
澳大利亚 土著语：在屈辱的文化强暴中走远 全球母语遗失最为严重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人的语言遗产中，有95%已消失殆尽。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语言状况甚至比美国还差。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我刚刚进行过美国语言状况的调查，那里一直都是英语一统天下，但我仍然发现，一些土著美洲人依然在固执地使用本民族语。相反，澳大利亚的语言传承却出现了断裂。
“这里至少有12种语言已经彻底没人再说了。”在澳大利亚跟踪调查已经30年的语言学家皮特·奥斯汀叹息道。
我们坐在一个街头咖啡馆里，奥斯汀说这里曾是一处土著语交杂的地带，现在却损失得差不多了，他曾几次拜访这家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店主，试图多了解一些土著语的遗失状况，都遭到了拒绝。奥斯汀希望再试一次。于是，我们这两个白头发老头就站到了店主面前。
“不要总纠缠我了，我不想回忆过去！”倚在门框上的店主气愤地说。半天，他只是一会儿瞪着眼睛看我们，一会儿又看其他地方。我们只好离开了，我看见他明显地松了口气。
奥斯汀说，店主内心有隐痛，才不愿交谈。奥斯汀其实也不愿意打扰他，但他的工作又必须如此。澳大利亚土著人在白人殖民统治期间，曾受到空前绝后的杀戮和掳掠，许多土著女人被强奸，白人带来的大量疾病，还使无数土著人死于非命。20世纪早期，政府强制把白人和土著女人的混血儿童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让他们接受白人文化，使孩子们失去了传承民族文化、学习母语的机会，还被迫成为白人的奴隶。
受殖民运动的影响，土著语大幅度减少，现在普及下来的是白人殖民者留下的澳大利亚土著口音英语。在白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大概有250种语言，加上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的方言，共有700多种，如今却只剩下不到70种。那些经过年深日久累积下来的民族文化载体—音乐、诗歌、小说等，因语言消失而严重摧毁。
至于白人为什么执意要带走混血儿童，不让他们学习本族的语言，大多数澳大利亚土著认为，这是白人不仅要在文化上打压他们，还要模糊他们的身份、归属，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壮大自己的民族，弱化并逐渐消亡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族。
奥斯汀带我认识了吉塔·威伦斯，她是当年那场灾难下的一位混血儿，事隔多年，如今她已年届中年。她头发金黄，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显得高雅端庄。但对于自己的身份，她一直感到尴尬和伤感。她虽然被白人带走接受“良好教育”，但她认为，白人并没有真的接纳他们。
“我们是白人男子强奸或利用土著人妇女创造出来的特殊人种，既不是白人，也不是有色人种，是双方的耻辱，没人愿意接纳我们。”吉塔失落地说。
吉塔说，有一次，她的母亲埋怨她：“你为什么不说我说的话？是觉得土著语丢人吗？”她赶紧解释：“不是，我不觉得丢人，我是不知道怎么说，我从没学过。”吉塔认为，她并没有抛弃母语，而是她被母语抛弃了。
“你母亲怎么回答？”我问吉塔。
“她什么也没说，突然就哭了。”吉塔说道。
好在吉塔现在正在努力学习土著语，或许能给她母亲一个安慰。吉塔的一个免费教师是普里西拉·柯林斯，他是中部土著人电视台的播音员，吉塔总是通过他的播报纠正发音。
中部土著人电视台创建于25年前，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没有为当地人准备的土著语广播频道。通过这种途径，一些土著语得以保留下来。而且，经过这20多年的土著文化传播，柯林斯发现，英语其实并不是所有媒体的第一语言，它甚至被当成第八语言、第九语言。
“要不是考虑到一部分收视率，也许它早就被放逐了。”柯林斯向我快活地眨了眨眼睛。
墨西哥 托托纳克语：“下贱的母语” “没错，我说的是托托纳克语，我穿的也是我们印第安人的服装。如果有哪个混蛋说我说的是下贱的语言，说我穿得像个叫花子，我会毫不客气地揍他！”卡尔德两眼瞪着我，杀气腾腾地回答我的招呼。
卡尔德是我在墨西哥科尤特拉自治区遇到的第一个浑身上下本民族特征明显的印第安人中年汉子。他会说两种语言，除托托纳克语，还懂西班牙语。他对我充满敌意，是因为久已受到鲁湾人的歧视，心中充满愤懑。
托托纳克语是科尤特拉自治区土生土长的珍贵语种，由于使用这种语言的印第安人处于被歧视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托托纳克语及其文化日渐萎缩。
我和奥斯汀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鲁湾人最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粗鲁行为感到羞愧。
“鲁湾”是指西班牙裔的墨西哥人，翻译成西班牙语是“智慧的人”，意思是能够思考并做出正确决定的人。这种称呼，也显示出等级不平等的观念。在鲁湾人的文化强暴下，被称为“哑巴、肮脏的印第安人”，极力向鲁湾人靠拢，吸收鲁湾人的习俗，他们甚至放弃了民族服装，平时只有80～100人仍坚持穿本民族服装，卡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位“斗士”。
但令卡尔德十分愤怒的是，他们这个“下贱民族”的“下贱的民族服装”，在科尤特拉自治区卖给白人时，只值4比索，但是，当白人将服装带到墨西哥城后，却能卖上15比索、20比索，甚至198比索的好价！
强烈的民族歧视，严重刺伤了科尤特拉印第安人的后代，孩子们拒绝使用托托纳克语，而是以使用西班牙语为荣。
“我的孩子们上学回来后，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竟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卡尔德说。为此，他和其他父母一样把孩子们送到双语学校，这样就能学到托托纳克语了。但令他困惑的是，母语竟然也需要到学校去学！这是原本在家中、在成长过程中就应该学会的语言，现在却需要花费金钱，把它当成第二语言来学习！
而且，即使是双语学校，从六年级开始，也只教授西班牙语。我对卡尔德说，也许等到孩子们把西班牙语学好后，没准母语会适时回归，但卡尔德摇摇头，说：“到那时候，他们又开始觉得应该学习英语了。”
东非
Sheng语：自由的象征 最富有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语言是哪种呢？来到东非的肯尼亚奈洛比时，这个问题闯入了我的思维。
在奈洛比索韦托的坎贝拉地区，我充分领教了一种极其混杂的语言的魅力。这就是Sheng语。Sheng语简直就是所有语言的混合体，里面包括英语、各种异教徒语和斯瓦希里语，其中以斯瓦希里语比例最大。
Sheng语的产生源于非洲人的智慧和好奇心，他们喜欢把两个词拆开后重组，比如从英语中取出eng，加上斯瓦希里语中的sh，就组成“英语”Sheng。
如果我还年轻，并且处于恋爱伊始阶段，我一定会对Sheng语感恩戴德，因为Sheng语混合体可以掩护初生的爱情，避免被女朋友的父母发现。即使被发现，也无关紧要，他们不会发现我正在勾搭他们的小花朵，只会很“客气”地说：“这些孩子在说什么鬼话，赶紧滚出我的房子！”而不会像被豹子踢了一样发疯。
Sheng语给了年轻人自由的空间，但也因年轻人的奔放和冒险而走向颓势。一些勇于闯荡、锐意进取的年轻人，为开创新的领域走出家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实现了理想。但越是成功的人，在他身上，Sheng语流失得就越快。
当那些以Sheng语掩护爱情的人，转眼成为老人后，想到年轻人不尊重本民族语言，未免感到遗憾和伤感。
“就好像田鼠故意糟蹋庄稼似的，总是和你作对。”他们这样抱怨道。然而，他们又不能阻止年轻人不要去开拓世界、不要为实现理想而流血流汗，因为从宏观角度说，那是在破坏文明的进步。他们并不想成为罪人。
Sheng语变化多端，根据不同区域，表达的意思也不同，熟悉Sheng语的人，可以从语言中猜测出此人来自奈洛比的哪个地区。但它是一种自由的语言，词汇量每天都在增加，这是我在研究其他语种时，很少碰到的趣事。这也使得当我站在奈洛比街头，与使用奈洛比语的人聊天时，略感困惑，因为有一半语言我听不懂，它是年轻人的语言，是街头语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语言文字由繁至简的变化，Sheng语几乎随时都在被更新，被创造。我在乘坐公交车时还意外发现了一个小故事。那是在离开奈洛比城的途中，车厢里突然散发出烧焦的味道，司机坚持往前开，直到车子周围出现白烟，才停下来修理。
他一边拿工具一边抱怨说，现在的公交车都是垃圾，他父亲那辈人就没这么倒霉，那时候有一种最好的matatu汽车，是58路车。我问他什么是matatu汽车，我怎么没听说过，他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跟我解释，“matatu中的tatu，在斯瓦希里语里意思是"3"，意思是乘一次车只需3先令，我父亲他们就这么叫公共汽车”。
我恍然大悟，同时有些歉疚耽误了他的工作。我向周围看了看，乘客们都在各行其是，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横加干扰而不快。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其中一位个子高高的小伙子还热情地凑到我身边来。
“那都是老黄历，现在又有了新变化。”他摇着手说，“matatu后来又变成mathree，英语单词"three"(3)替换了matatu中的tatu。”
“为什么？”
“因为读起来更容易呗。”他动了动眉毛，有些同情我的反应迟钝。
顷刻，他又问我：“你知道现在怎么叫吗？也叫matz。Matatu变成了matz！”当他看到我又注视着他时，立刻又说：“是的，还是同一个原因，就是想让它读起来短一点。我们说它，可不是为了添麻烦。”
或许，3年后，这个小伙子与他的同伴们口中的Sheng语(如果那时还没有消亡殆尽的话)，我可能一句都听不懂了，但我一点也不吃惊，尽管这会再次使他们“同情”我，但这种状况是可能发生的。
泰国 马拉比语：阴阳调和的语言 里斯切尔教授是我的同行，2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泰国马拉比语。他的研究过程非常令我钦佩，他总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向当地人请教，然后，一个词一个词地仔细琢磨，直到了解词语中的真正含义。每次看到他这种貌似陈腐、滑稽、老套的研究方式，我都心存感动，并为马拉比民族感到庆幸。
马拉比地区的一些族人也对他很尊重，当我们沿着山路走进部落时，一群男人正用木棒扛着一头大野猪从森林里返回，并在场子中宰杀野猪。看见里斯切尔走过去，一个男子立刻直起身，指着野猪被剖开的内脏，念出一个单词。看到里斯切尔有些迷惑，又慢慢念了几遍，然后认真地看着里斯切尔把他的语言记录到小本子上。
马拉比是泰国的原始部族，以狩猎和采集野生食品为生，他们由几个家庭组成一组，在丛林里群居。21世纪初，这个与世隔绝的部落因与现代文明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吸引了许多人类学家的注意。但仿佛只在一瞬间，现代文明说来就来了，如今，年幼一代的马拉比人便意识到了母语在读写方面的弱势，为了不被现代城市抛弃，他们开始学习泰语，以便在城里找到工作。
为确保马拉比语及其文化不致消亡，我和里斯切尔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尽快把收集来的语言材料，装订成册。
在收集马拉比语的过程中，我们不禁为这种语言的魅力所倾倒。马拉语中蕴涵丰富的古代哲学，其中阴阳调和的思想尤为显著，比如，女人有女人的语言，男人有男人的语言。女人说暗棕色时用“阿比史莱”，男人则用“阿东史莱”，而“暗棕色”这个词原本是指獾的生殖器的颜色，按照马拉比的语言习惯，女人使用这个词时要用阴性，把它说成雌性生殖器的颜色，男人使用这个词时要用阳性，把它说成雄性生殖器的颜色。
如此简单直接又生动形象，我强烈建议里斯切尔一定要把它直接写进字典里。
艾伦·龙是马拉比语语种保护人，他从7岁开始学习马拉比语，他们的学校由一间鸡舍改建，散发着有机肥的味道。每天8点左右，他就伴着肥料气味打开收音机，边听边用马拉比语歌唱。艾伦·龙把自己融为马拉比语的一部分，他说无论全球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国家地位如何颠覆，即使某种原因导致马拉比人全部消失，在他自己心中，他都不会让这种语言屈服，他要坚持到最后，和这些语言一起灭亡。因为他很清楚，失去马拉比语，人类将蒙受巨大损失。
“但更大的不幸是，大家不知道自己会损失什么，每个人都吃得饱穿得暖，根本不知道失去这样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艾伦·龙说。
保护语言，人人有责 每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微妙，我能用我的母语表述一切，你也能用你的母语表述一切。但是，我的一切和你的一切却永远是那么不同，每种母语都具有某些独一无二的概念。
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有场戏是想问一个问题，即“谁是我？谁又是别人？”结果用英语来说就是：“我眼中所见的别人，和别人眼中所见到的我，到底是谁？”用阿拉伯语说就是：“谁是别人呢？我们在别人眼中又是谁呢？”
母语无法复制的特性，使它所承载的祖先的经验、情感、传统和文化，都具有无法复制的特性。而这些，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精神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因此，当一种母语遗失时，意味着世界的多样性少了一种，也意味着我们在自我认知上遭到了放逐。
我们在人海中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茫然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属于哪里，自己的祖先有过怎样的历史等等。当我们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时，有些人甚至会因此失去自尊和自我认同，感觉自己遭受到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歧视。
若是这个失去母语的民族没有文字记载，也就是没有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甚至可以说，相当于这个民族从未存在过，那么，即使这个民族曾对人类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人们也并不知道，只能任这种文明默默湮没在历史深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语言，应该是每个人的责任。
多年来，我一直思考如何才能让这些语言长留人间，但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创造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载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迟早会被现代社会所遗弃。因此，对那些没有文字的弱小民族来说，若想保存母语，使民族不致消亡，可以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字系统，重新造字、组词、连句。(本文来自/传奇天下)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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