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出现板车乞儿 家人以为是去表演杂技(图)

村民说，这就是带孩子出去“耍把戏”的刘氏兄弟家。

　　本报记者奔赴河南调查幕后老板

　　自己儿子在家读书 “租”来孩子乞讨

　　《板车乞儿，你究竟是谁？》后续

　　本报记者 解亮 朱寅 文/摄

　　“板车乞儿”持续关注中。

　　昨天凌晨，本报两名记者已经抵达河南，并前往乞儿来源地一探究竟。与此同时，对于出现在杭城的“板车乞儿”动向，本报记者以及警方也一直在密切关注。

　　飞机、火车、汽车、三轮摩托车，借着这4种交通工具连轴转的帮助，历经12个小时，昨天上午10点，记者终于找到了河南省商丘市安平镇刘阁村。

　　这里，就是早报记者先前24小时跟踪、追寻在杭州出现的“板车乞儿”时，大致确认的幕后老板刘炳涛、刘炳祥兄弟俩的老家。

　　提起“耍把戏”村民就想到“热闹”

　　深秋的中原大地，早晚已趋寒凉，此时正是收获季节。安平镇大大小小的道路，几乎都成了晒谷场，时有老农出现在路旁，翻晒着平铺在路旁的苞谷。

　　帮记者带路的三轮车师傅刘大福，提起刘阁村，第一反应就是那里的路太差，“还好今天天晴，不然你们给再多钱，我也不愿意去，都是泥路。”

　　和镇上所见一样，这里家家户户都在晒苞谷。一只黑色的土狗，卧在进村的路口，看见人来了，立即狂吠了几声，接着转身向村内跑去。

　　两个孩童正拿着矿泉水瓶嬉戏。记者拿着之前拍到的“板车乞儿”照片，问孩子们可曾见过他。“他好可怜啊！”孩子们摇着头说，不认识。

　　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发现这个村子并不大，看上去只有几十户人家。当问到第8个村民，才得到了一些有效线索，“刘炳涛好像在外地，一般不回家的，他还有两个兄弟，都在外地，带人‘耍把戏’的。”

　　提起带人出去“耍把戏”，围观的村民似乎想起了什么：“你是不是找‘热闹’啊？他家在村西边。”

　　有村民介绍，刘炳涛的小名叫“热闹”，家住刘阁村西南边，“不过他家好像没什么人，经常大门锁着的。”一个自称刘金贵的男子说。

　　孩子是附近杂技学校找来的

　　三轮车开上土路，不到两分钟，又一处村民聚居区出现在路旁。途中，一位穿着黑汗衫的老农，正翻晒着苞谷，三轮车驶过时，他抬头望了一眼，之后一直盯着目送。

　　附近村民说，村里是有一个叫刘炳涛的人，他还有两个兄弟，都在外地带人“耍把戏”。

　　顺着村民所指的大院，终于找到了正门。院子面积很大，足有四五百平方米；沿围墙西北两侧，砌起了两排平房，看上去更像厂房。一位头发花白的农妇，带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正靠在墙边。

　　农妇显然不大欢迎陌生人打扰，立即坐直了身子问：“你们找谁？”听完记者来意，农妇说：“我不认识什么刘炳涛，你们找错了。”但身旁单纯的男孩则脱口而出：“刘炳涛是我爸爸。”

　　农妇这才承认，她就是刘炳涛兄弟的母亲，而记者之前留意的黑汗衫老农，正是他们的父亲。

　　“他们很久没回来了，估计要过年才回家，带着孩子们在外面赚钱呢。”刘父说，大儿子（刘炳涛）去年开始带人在外面“耍把戏”，而二儿子（刘炳祥）“入行”年头还要长些，“炳涛原来在家办了个生产塑料颗粒的厂，亏了不少钱，后来就带孩子出去了。”

　　“孩子都是从附近杂技学校找来的，经过老师和家长同意，再签订合同，才能带出去。”刘父说，按现在的“行情”，带个会杂技的孩子出去，每个月至少要给孩子家里1500元。超过3个月不付钱，家长就会领孩子回家。

　　“为什么不带自己的孩子出去‘耍把戏’？”记者提出疑问。“他儿子要读书的，现在都上4年级了。”刘父说。

　　现在愿意跟出去学杂技的孩子少了，“资源”有些匮乏。刘父说，“他们现在带着的，很多不会杂技的，但也能讨钱。”

　　说到这里，刘父停了下来，蹲在路边不停抽烟。

　　当记者直接指出，刘炳涛兄弟带着“板车乞儿”在杭州等地时，刘父刘母开始沉默，随即转身离开。

　　附近围观的村民，好奇地追问记者，“这些孩子不是去表演杂技吗，怎么变成拉板车的了？”“孩子父母要知道了，肯定心疼死了。”

　　“耍把戏”产业链的没落

　　刘阁村是安平镇的“贫困地带”，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时能看到。

　　至于打什么工，村民刘荣福说，一些在城市打工，部分在附近跑运输，当然也包括一些带孩子“耍把戏”走社会的。

　　“我们村里一般的经济来源就靠种地，玉米和麦子。玉米一年收两次，每次大概能赚五六百元；而麦子一年下来每亩大概能赚1000来元。”刘荣福跟记者聊起当地经济状况。

　　“每户人家一亩到一亩半地吧，所以一年的收入也就两三千元，你看我们连房子都造不起喽。”刘老汉声音低沉，有些无奈。

　　村子东面，记者遇上了一个穿白衬衫、灰西裤的男子，看样子见过大世面。“白衬衫”也姓刘，这两天外面生意冷清，刚回老家。

　　说起这一带“耍把戏”的事，“白衬衫”略知一二。

　　“七八年前，太康县温良村那边杂技学校很多，我们这有人带孩子去演，也有外地人专门跑到那去招人。那时候学这行很火，附近几个村都有。”“白衬衫”说，但这几年，杂技生意不好做，学的孩子也少了。

　　“演杂技来钱快啊，只要学校老师、家长同意，签下合同，招人的至少每月得给家长1000多元钱。这还是三四年前的价格。”

　　一个月就是1000多元钱，这对附近村民来说，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正因为如此，很多当地的家长不惜让孩子从小远走他乡，也有跟着孩子表演收钱的。

　　但大概从两年前开始，不少杂技学校被整治，杂技生意慢慢萎缩（记者随后从安平派出所徐少中指导员口中证实了这点。当年“宁波卖花女”事件发生后，鉴于这一带杂技学校情况混乱，当地政府曾开展了一次整治，关停了不少）。此后，有人开创了新的“赚钱手法”——利用孩子博同情赚钱，类似“板车乞儿”。

　　“那些街头要饭的实在太苦了，我们村应该是没有那样的孩子，也不是从附近学校招去的，这些孩子从哪来的，我就说不上喽。”

　　“新赚钱手法，是不是得给孩子涨工资？”记者从侧面向“白衬衫”打听，早报之前报道过的“板车乞儿”每月2500元的事情。

　　“这些要饭的拿多少，我不知道。不过在我来看，管吃管住再每个月给2500元，不太可能啊。”对这个话题，“白衬衫”不愿说太多。不过对于记者问的刘炳涛兄弟是不是在用“新赚钱手法”时，他含糊地应了一句：“他们家的人干这个好多年头了，规模挺大。”

　　记者询问附近一些杂技学校的地址，但“白衬衫”说：“安平镇上原本有一家，但早就关门了；温良那边的好像也很难找，因为政府整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