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案曝光不为人知细节 警方被指“立功心切”

梁丽夫妇与律师司贤利（左一）

　　梁丽案不为人知的细节 警方被指“立功心切”

　  警方认定梁丽盗窃的证据并未“砸实”，被指“立功心切”

　　梁丽夫妇称不会提起国家赔偿

　　核心提示

　　10月10日，随着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撤案决定书”的送达，曾轰动全国的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尘埃落定。然而，回放整个事件，这起最终被检察机关定性为“自诉”的案件，在最初阶段如何变成了“公诉”案件？什么原因导致司法的“动作变形”？梁丽被关押9个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

　　记者何晖文图

　　梁丽要做医院“形象代言人”

　　10月14日下午3点，记者在距离深圳机场不足一公里的租房里见到了梁丽。她刚刚在深圳同仁妇科医院做过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正在家中静养。

　　“我捡了一条命，（这9个月）像做了一场噩梦，如果不是司律师，如果不是深圳同仁妇科医院，我可能就死在了看守所里……”面对记者，梁丽尚带病态的面容显得喜庆。

　　司贤利给梁丽的代理是无偿法律援助，而深圳同仁妇科医院也是为梁丽免费做的手术，这笔费用不低于5万元。

　　梁丽表示要和丈夫组织一个“答谢会”。此外，记者从司贤利那里得知：深圳同仁妇科医院要让梁丽做该院的“形象代言人”。

　　40岁的梁丽是河南商丘人，11年前嫁到开封，兄弟姐妹共5人，姐姐和哥哥均受过高等教育并在深圳和广州等地事业有成，唯有她是个文盲。梁夫刘建华早年从军，2001年到深圳打工，2005年将老婆孩子接到身边。

　　梁丽的家很整洁，小厨房门口的地面铺着一条擦地毛巾。记者注意到，仅20多平方米的小屋内，用于放置书本和电脑的两个桌子占去了大部分面积。“我没有文化，不识字，这都是孩儿的东西。”梁丽说。

　　在刘建华眼里，梁丽性格温柔、单纯。刘建华比梁丽小4岁，生活中的刘建华疼妻爱子。“我并不主张梁丽出去打工，是她看我太辛苦，自己在外面看到了深圳机场清洁公司的招工广告，想挣点钱贴补家里，她干了不到4个月，刚过试用期，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

　　事件回顾各界争议“偷还是捡”

　　刚刚过去的9个月令刘建华心潮难平。

　　2008年12月9日下午1点40分，下班回家的梁丽带回了一个装满价值超过300万元（后来被司法部门认定是261万元）金首饰的纸箱。当晚，梁丽与另外两名“分金”同事曹万义和马银山一同被深圳警方刑拘。

　　一个月后的2009年1月14日，曹、马两人获得自由，梁丽则因涉嫌盗窃被批捕。3月12日，深圳市公安局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交起诉意见书。

　　2009年5月11日，《广州日报》刊发《清洁工“捡”14公斤金饰或被起诉》一文，迅速在社会上引起热议。梁丽究竟是“偷”还是“捡”引起了广泛争论。法律界众多学者纷纷发表观点，超过300万网民参与了有关此事的网络调查。

　　5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称梁丽盗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舆论对梁丽案的议论更加白热化，并一边倒地同情梁丽。

　　22日，广东省高院院长谈女工“捡”金涉嫌盗窃案，称会依法审判。

　　2009年9月10日梁丽被取保候审。半个月后，深圳宝安区检察院以梁丽构成盗窃罪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取保候审。10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撤案。

　　梁丽自述事发当日详细经过

　　9个月中，梁丽案被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0月14日，记者辗转拿到一份深圳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深公预诉字2009［076］）。意见书显示：2008年12月9日上午8点20分许，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金龙珠宝公司26岁的员工王腾业携带7件行李来到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二楼19号值机口办理登记和托运手续，准备乘坐CA1306航班前往北京。装有金饰的小纸箱放在手推车上方的篮子里，安检人员以黄金属于贵重物品拒绝托运，王跑到距离19号值机口22米远的10号值机主任处咨询。此时，装有金饰小纸箱的手推车仍在19号值机台前。梁丽手推清洁车经过，看小纸箱无人看管，便将小纸箱搬到了自己的清洁车上。王腾业10分钟返回后发现纸箱不见，遂向机场派出所报案。

　　起诉意见书还称，梁丽与同事曹万义和马银山将金饰进行部分私分后，将纸箱带回自己家中藏匿，并在得知有失主报警后仍未交出。直到晚上，侦查人员在梁丽住处将这些金饰搜出。

　　在看守所里面的9个月，梁丽始终对盗窃的指控持有异议，不到俩月头发全白。

　　“我第一次走到19号值机台时，看到垃圾桶附近有两个女乘客带着一个小孩在嗑瓜子，瓜子皮还扔在地上。这两个女人中间有一辆行李车，车上放着一个没有文字（标志）类似于方便面箱的小纸箱。我第二次来到19号值机台垃圾桶旁，看到那个小纸箱还在行李车上，女乘客已经不见了，我以为是她们丢弃的，就把纸箱丢进了清洁车。”梁丽说。

　　梁丽说她当时并不知道纸箱里是什么，箱子是密封的，她也没有打开。“（当天上午）9点左右，我对老曹（曹万义）说我捡到一个纸箱。我和老曹是一个班组的，他负责打扫男厕所，我负责打扫女厕所，老曹说里面可能是电瓶。我就说那先放残疾人卫生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老曹要打开箱子看看，我说，别打，万一人家找来，咱不好说。”

　　梁丽的说法记者随后在她曾经的同事、目击者杨德英处得到印证。杨德英说，梁丽和曹万义在残疾人卫生间的对话她听得很清楚，她当时正在女厕所涮拖把。

　　梁丽对记者回忆：“9点40分左右，我和几个同事在3楼吃早餐，我对大家说我捡了一个纸箱，老曹说可能是电瓶。马银山提出看看，如果是电瓶就送给他（用于）电鱼。”

　　于是梁、马、曹三人就到楼下残疾人卫生间打开了纸箱，发现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用的是白色包装纸。马、曹两人取出两包从中间掰开，一人分一半走了。

　　而梁丽在下班后将小纸箱带回了家。

　　面对记者，梁丽说自己没有“拒不交出”，警察也不是从他们家“搜”出的纸箱。

　　“下午4点多，老曹在我家楼下喊，说有人报案了。我对他喊‘那我明天上班交上去’。6点，两个人来到我家，说他们是警察，问我是不是捡到一个纸箱。我就从床下拿出了那个纸箱。”据刘建华回忆，整个过程不过五六分钟，其中一名警官还给领导打了电话，说东西找到了。

　　“这怎么能说是‘偷’、‘拒不交出’和‘搜’出来的呢？再说，机场商务中心的《管理规定》第2条说，凡捡拾的旅客遗失物品，只要最迟不晚于第二天9点以前上交都是没错的，梁丽说了第二天上班就拿去的……”刘建华说。

　　黄线与录像两大证据都没“砸实”

　　宝安区检察院在撤销取保候审时称梁丽的盗窃罪名不成立，但并不认为她是清白的，检察院认定梁丽涉嫌侵占罪，而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在法律上属于“不告不理”。

　　那么，一桩“自诉”案件缘何演变为“公诉”案件？当初是什么证据在指控梁丽盗窃？

　　10月14日、15日连续两天，记者试图通过深圳警方和检方了解相关情况，采访均被拒绝。记者辗转联系到的深圳一位重量级警官透露：当初警方追究梁丽盗窃罪的两大有力证据，一是认为放金饰箱子的小推车在19号值机台，俗称的黄线以内，黄线以内为偷。而宝安区检察院退卷要求补充侦查时找到的证人却证明，失主王腾业在向22米以外的10号主任值机台奔去时，后面心急的旅客将装有小纸箱的手推车拉到了黄线以外，小推车顺着光洁的地面滑向了垃圾桶。

　　第二个证据，起诉意见书第4页显示附卷有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光盘。但迄今为止，该光盘内容并未对外公布。事实上，案发现场距离垃圾桶50米左右的候机楼墙面上有两个监控探头，一个没有拍到，一个没有证据价值，图像模糊。

　　此外，记者在警方的起诉意见书中发现，尚有136．49克的黄金下落不明。不过，失主并未再追究。

　　记者采访得知：这136．49克金饰的下落曾经引起了很多猜测，有三个版本。一说是曹万义和马银山在卫生间掰开包装纸时，部分金饰可能掉落便池。二是曹、马、梁三人吞匿。第三个版本指向了警方，据刘建华回忆，梁丽交出的纸箱是开放式的，警方在现场没有过秤，只是拍照取证，带走时他不记得是否封了箱子。

　　10月14日，记者多方联系曹、马未有结果。机场清洁公司说，案发后，曹、马二人均未再来上班，马银山在河南郑州，曹万义返回了安徽老家。

　　记者通过朋友从警方了解到，失主报警时也不清楚丢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自己到底带了4箱还是5箱东西都不清楚。警察先是到托运处找，后又担心会不会是被其他旅客拿走了，但就是没有想到会被清洁工清理。而警方的起诉意见书认定，曹万义当日拿走的金饰价值160万元，马银山拿走的价值6．6万元。

　　办案“粗糙”警方被指立功心切

　　有消息说，就在撤案通知书送达梁丽手上的第二天，涉案警官即被“关禁闭”和“停止工作”，等待追究。10月15日下午，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陈元昌对此予以否认，但称“压力很大”。

　　谈起梁丽案件，陈元昌情绪有些激动，他说，机场每天来往旅客数以万计，一些素质不高的清洁工心思并不在工作中，他们每天瞪着眼睛瞅着哪些旅客会遗忘物品，尔后就会迅速放入自己的手推车，现实中不排除很多旅客的物品是被个别清洁工偷走的。

　　单就梁丽案，陈元昌并不认为自己的属下办错了。针对“没有办错为什么要撤案”的疑问，陈元昌称，撤案并非警方本意。

　　就梁丽案的细节，陈元昌不愿多谈，只说：“很委屈，太被动，我刚调过来不久，详细情况让陈副大队长回来后与你联系。”至记者截稿时，陈副大队长并未与记者联系。

　　记者通过关系联系到的深圳一名警官也称警方在梁丽案中很被动，但此“被动”与彼“被动”的背景却不同。他说：“5月上旬，市局曾就梁丽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用了8个字向各界通报这是桩铁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这种只能在法院判决书中出现的字眼，通过警方来表述本身就是极其不谨慎的，你怎么能够未经法院认定就自证无瑕呢？”

　　他认为，警方的粗糙纯属立功心切。

　　导致警方被动还有一个因素：案发第三天，当地一家媒体在重要版面刊登新闻：深圳警方侦破特大黄金盗窃案。“事实尚未完全查清，怎能草率外传？”

　　记者探访机场弃物处置变严

　　10月15日中午，深圳机场。在对A、B号候机楼身穿“玉皇清洁”员工的询问中，工作人员一律表现得低调和谨慎。梁丽名字一出口，对方的答复大多是三不：不知道、不认识、不清楚。

　　记者向第13名受访的男清洁工出示了当天的登机牌，男清洁工在确信记者只是一般旅客后很神秘地说：“梁丽不在这里了，开除了。”

　　从这位清洁工的嘴里记者得知：梁丽出事后，清洁公司内部管理有了改进：加大了流动清洁，不许坐下来。领班加大了对每组人员的巡查监管力度。公司要求凡发现旅客遗失物品及时报告领班或直接送交商务中心。对于一些不允许旅客携带的诸如水果、饮料、洗发液、打火机等物品不允许再自行处置，一律由专门的垃圾回收公司处理。

　　这位清洁男工告诉记者，以往确有不少清洁工会捡一些没有人要的东西回家，拾的东西据为己有的现象也客观存在。“领导也都知道，没有这点油水，一个月不到1000元谁来干？”

　　梁丽夫妇“不会提起国家赔偿”

　　9个月过去了，梁丽本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了认识，她认为自己错在不该把箱子拿回家。

　　“我以为那是地摊上几毛钱一条的假东西。贵重东西谁会放心地丢在一边？”她说，在机场捡拾旅客不要的物品很惯常。起初，她并不捡，看大家都捡也就捡了。

　　律师司贤利认为，梁丽命运的大起大落与警方“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有关系。司贤利也是河南商丘人，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据了解，他是应梁丽姐姐和哥哥之邀，顶着各方压力无偿对梁丽施与法律援助的。

　　10月初，媒体爆出梁丽夫妇要提起国家赔偿的消息，对此，刘建华予以否认。“我们不会提起国家赔偿，那只是一时的情绪，我们现在只想安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