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机器和媒体的交锋
让姚海鹰颇感欣慰的是，自从出了这件事后，长江商报社一直很支持他，并积极地和检察院沟通，了解情况。姚海鹰在所发博文中字里行间也多次流露出他对单位的感谢之情。
事件之初，报社总编室就向检察院表达了“记者采访是职务行为，如果就采访内容沟通应该在报社”的态度。但对方认为是在偏袒记者，遂找到报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湖北长江传媒出版集团，指责报社是在干预司法。
9月22日，报社主要领导见到了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国，欲了解“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真正原因。张振国未说出具体原因且语气强硬，并对报社领导出言不逊“我们在所有部门都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在你们长江商报就行不通？”他进而威胁说“如果你们继续不配合，不把记者交出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9月25日，江岸区检察院再次提出，可让报社派人陪记者一起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调查，报社断然拒绝。
9月27日，《长江商报》社向江岸区检察院发出正式公函，并派专人送达，主要表明两点意见：一、记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报社不能违背记者的意愿，强迫记者到检察院接受调查；二、请对方出示“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确凿证据和理由。
对于报社的鲜明态度，相关一方检察院并未放弃让报社继续安排姚海鹰接受调查的想法，但也表示“理由还不好说”，“目前暂时没有证据，要找到记者调查后才清楚”。
尽管长江商报的领导自始至终相信自己的记者是清白的，也站在保护记者的立场上。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长江商报只是一份武汉当地的报纸，面对检察院这个强势国家机器，沟通过程中一直缺少力度，收效甚微。
而就在10月13日，影响力周刊记者从长江商报相关资深人士处了解到，报社由于一直和检察院说找不到记者，为了不让检察院认为报社是故意在和其作对，迫于压力已经单方通知了姚海鹰，不能够再正常工作并发表稿件，变相地停止了姚海鹰的工作。有领导认为，再让姚海鹰的稿件见报就无法和检察院交代。
形势瞬间看起来对姚海鹰非常不利。
姚海鹰从没有想过一篇正常的批评报道会为他带来这么多麻烦，他说检察院的检察官还曾质问过他：“你为什么报道，你凭什么报道？你知不知道领导……”这种颐指气使的态度让他哭笑不得。
当初检察院从没有说过关于商业秘密的案子不能公开审理，不允许媒体报道。“即使不公开审理，但报道是媒体行使的正常的舆论监督权利。”姚海鹰认为检察院的这种想法不值得一驳。
对于去还是不去检察院接受调查的问题，姚海鹰说，他坚决不去，这和情绪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公职行为，我凭什么去？想传谁就传谁，这是他们长期以来依靠权势和强势形成的习惯思维。我不会让他们达到目的。”
“他们认为我不去就是心里有鬼，先入为主地以为没有好处，记者是不会写稿的，但他们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是黑记者。”10月16日，姚海鹰对影响力周刊记者再次强调，他在这次采访中是“百分之一万”的没有任何违纪问题。
说这话时，姚海鹰显得很有风骨。
前后矛盾的检察院解释
如果是就稿件问题沟通，为什么不可以到报社坐下来和记者交流，而一定要去检察院沟通。对此，姚海鹰始终不明白。
10月16日下午1:30分，影响力周刊记者拨通了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检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的电话，询问这份通知书的来龙去脉。潘春生振振有词地说：当时，我们为了找他，他一直不见我们，单位也找不到他，他也不理报社。后来他还关机，无奈之下，我们才发了询问通知书。
而对于通知书上敏感的“纪贪”两个字，潘春生说，那只是文件的一个格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但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因为这篇报道的因素找记者去调查，潘春生含糊其辞，他说：“长江商报认为他这篇报道是失实的。”
“那长江商报说这篇报道失实和检察院有什么关系？”面对影响力周刊记者的追问，潘春生一会借口要开会，一会又说有点事，让记者去找长江商报，说报社了解情况，并随即挂断了电话。
很明显，即使报道失实，那也是报社内部的事情，和检察院也没有关系，更何况报道如果失实的话，长江商报还会千万百计保护记者吗？
而在16日上午，案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长江商报报社领导，应邀到武江岸区检察院“沟通”，该院检察长张振国要报社想办法将网上帖子尽快撤删，并首次针对“传唤”记者事件进行解释，具体如下：以该篇新闻报道立案且标明“纪贪”的询问通知书，不是针对记者，实为请记者配合揪出本院“内鬼”；询问不简单等于传唤。通知书中标明“纪贪”并多次让记者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是因具体操作时相关检察官处理不当所致，并非张振国检察长本意；一直未向报社说明“为何请记者协助调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不确定不清楚本院检察官是否违规向外提供了案情，为保密起见，才没有透露”。
16日下午14：45分，潘春生给姚海鹰发来短信，全文如下：姚海鹰，我们是江岸检察院，现在检察长正与你领导在沟通，你对询问是一种误解，作为检务督察室，是对我内部违规违纪检察官的督察，你又是知情人！你不存在生命安全问题。你要务必冷静不要听信谣言！对你不存在立案侦查的问题！
姚海鹰认为，如此前后不符，言行不一的解释无法让人最终信服。
在多次和姚海鹰沟通的过程中，潘春生也曾要求姚海鹰和提供新闻线索的该案诉讼律师之一的北京律师杨桂明一同前去检察院接受调查，但江岸区检察院并没有给杨桂明直接打过电话。记者了解到，杨桂明已经就此事在中国律协备案，并得到“依法处理，注意安全”的指示。
杨桂明认为这一事件就是因记者姚海鹰的报道捅穿了检察院不愿意面对的真相，所以才会对其打击迫害进而报复，“那个案子背后的问题太多了，是个冤案。记者被传唤更是不正常，如果记者需要我去检察院，我会陪他一起去的。”
如今，姚海鹰还留在家里，七十多岁的双亲每天都在为他担心。即便有很多朋友劝他暂时离开，可他最终决定还是坚守，还保持着乐观。像精卫填海一样，哪怕只做一点，姚海鹰觉得也会推动国家的进步。
“这个事件终究是会过去的”，谈及以后的打算，姚海鹰动情地说，他肯定会一直做这个职业。
月底，姚海鹰决定向中国记协就此事写一份汇报资料，毕竟，在所有记者看来，中国记协是记者的家。
10月17日，记者获悉，该事件出现重大转机，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迫于舆论压力已撤回询问通知书，并向报社及姚海鹰本人道歉，报社已通知姚海鹰19日上班。
至此，持续一个多月的“传唤”记者事件在相关各方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下，以一种近乎“圆满”的方式收场，但此事件留给社会的却是无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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