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指表清白”揭了“钓鱼执法”的孔雀尾巴？

　　近日发生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河南小伙孙中界称在沪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表清白”；而上海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随后发表的声明说，不存在“钓鱼执法”。但是有律师及民众对这种“朦朦胧胧”、“自己查自己”的调查结果表示质疑。

　　且不论此次事件的真相如何，“断指表清白”事件的“雾里看花”，揭开了“钓鱼执法”的孔雀尾巴，让民众知道了“执法”的诸多花样。

　　“断指表清白”一是揭开了某些“钓鱼执法”的美丽羽毛。

　　“钓鱼执法”并非孤案。前不久，上海白领张军好心搭载自称胃疼的路人，却被认定为黑车的“钓鱼”案，当事车主已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处罚决定，现已正式进入法律程序。无独有偶，另一场庭审已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进行。当事人江涛因“顺路搭载”一男一女两名乘客，被宝山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当场抓获”。事后，他被以“用肢体语言与乘客商定价钱”为由，处以行政罚款2万元。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法院宣布调解失败，择日宣判。另一位“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职员。近两年来，他已两次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可见，“钓鱼执法”正在模糊执法的严肃性和正义性。

　　二是揭开了“钓鱼执法”背后的“食物链”。

　　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两年时间黑车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这话怎么听起来都似乎与交通行政执法的“利益”有关。有报道称，执法大队与“钓钩”存在双赢的利益链，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在上海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更有黑车司机被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抓了23次，放了23次，总计被罚20多万元，这种情况又被称为“养鱼”。“钓鱼执法”的产生，究其原因，根子在执法经济，它的泛化使我们的“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使得有些矛盾激增。

　　三是揭开了不规范执法的“冰山一角”。

　　上海发生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不规范执法，是否意味着全国仅此一个地方存在此种现象呢？在现实生活中，执法随意性的问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有的执法人员滥用执法权力、徇私枉法；有的执法人员证据收集马虎、文书制作粗糙；有的执法人员超期限超范围扣押款物不返还等等。执法的不规范与随意性，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损害了执法部门与执法人员的形象，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钓鱼执法”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也将大打折扣。因此，执法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不管“断指表清白”事件最终结果如何，为了促进执法公正，规范执法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以此为契机，从此厘清。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