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

　　宗教与历史的对话

　　——读《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阎崇年 著

　　九州出版社 09年5月

　　杨键

　　12岁那年，星云大师跟着母亲从江都出发，沿江浙一带，寻找在战火中失去联络的父亲，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下落。在南京栖霞山，发现一支军队正在出操训练，他一时好奇，停下来观看。突然身后出现一位寺院里的知客师，问他：“小朋友，你愿意出家吗？”星云从小受外婆影响，早有信佛、拜佛的习惯，看到出家人的庄严相，总是心生羡慕，所以一听到“出家”二字，来不及思索就答应了人家。他回去跟母亲说，母亲却不同意。星云的眼泪立即掉了下来。他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没有办法反悔了。”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独自含泪离去。就这样，星云在栖霞山出家，师父的法号是志开上人。

　　在南京栖霞山，10年间志开上人跟他谈话的次数只有三、四回而已。有一天，志开上人很难得地找星云去谈话，那是因为星云受到一位师长责备，志开上人知道星云受了委屈，便派人叫星云去问话。一番开导后，志开上人问起他的近况。星云回答：“衣单不全，纸笔不周。”志开上人说：“你没有钱？要我给你钱用，这很容易啊！”随后他就端起一杯茶，说：“我这吃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了，但我就是不给你。为什么？你现在不懂，不过将来会懂的。”志开上人的话当时的星云不懂，也不能信服。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真是伟大的师父，“不给”两个字，对他一生最大的益处，就是养成淡泊的物欲和“不要”的性格。星云大师一生没有储蓄的习惯，没有保险柜，没有抽屉，没有钥匙，也没有存折，也没有购买的习惯，因为没有东西诱惑得了他；对于身外物，他统统不要，一切现成，一切满足。虽然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说，要购买才能剌激经济发展，但在当时，因为“没有”，因为“不买”，才养成淡泊的习性，这都得益于伟大的师父志开上人的培养。

　　相较起来，阎崇年先生受的教育很杂，孩童时受佛教影响大，小学时受儒家影响大，上中学时受马列影响大，读大学时又接受了一点道家的影响。

　　1949年以后，教科书上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都以进化论来做粗糙武断的划分，所谓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阎崇年先生所说极是，在中国古代史中，只有两个时期，一是商、周的王制时期，一是从秦始皇称帝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帝制时期。阎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位千古大帝，一是唐太宗，一是康熙皇帝。《旧唐书•太宗本纪》说唐太宗：“千年可称，一人而已！”《清史稿•圣祖本纪》对康熙也有个评价：“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严格说来，佛教并非宗教而是一种教育，历史在中国也同样是一种教育，所以说，这一本书，这两个人的对话，犹如两种不同的教育在对话。历史学讲的究天人之际是一种教育，佛教讲的种种慈悲也是一种教育，比如一双鞋子如果不好好爱惜，缩短了使用寿命，是杀生，乃至浪费时间、说话断人希望都属于杀生范围，这些实际上都是教育。

　　常有人问星云大师：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星云大师说，因为我“不要而有”，所以才有佛光山的一切。平时只要我有一点稿费收入，或是皈依的红包，我就拿来建寺庙、办学校、添置各项弘法设备。我认为个人可以不要，但是大众要，要给大众。星云大师常说：我这一生没有度过假，一直都在学习、学习，服务、服务，工作、工作，所以我提倡人生三百岁。无论是读书或工作，都要“勤”，生命要靠勤“耕”才能“致富”。我根据自己人生体验，一般人期望活一百岁，哪来的三百岁呢？但是如果清晨4点起床做事，到深夜休息，这样每天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工作4个单元，比常人一天上午、下午两个单元多出一倍，等于活二百岁；再把一年所有节假日加起来乘上每天4个单元，又是一百岁。这样算来，岂不是可以活出“人生三百岁”！

　　阎崇年先生问满耕法师星云大师的贡献有哪几条。满耕法师说头一条就是“佛教人间化”，寺院道场从丛林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这是应现代的需要，因为现代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文化的中心也都在大城市，要想把佛教人间化，让弘法更广泛，首先就要重视在城市的发展，像高雄南屏别院和台北道场就在城市里。

　　阎崇年先生说康熙皇帝5岁开始读书，8岁登极，于儒家经典，日日必读，字字成诵。十七八岁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仍不肯休息。24岁时，在内廷设南书房，选择汉儒为侍读学士，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康熙帝从幼至老，孜孜求学，寒暑无闲，手不释卷。

　　星云大师也常常自豪地告诉别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铺，汽车、飞机是我的餐厅，一本书和膝盖是我的书桌，一支笔是我所有的动力。

　　据说，犹太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蜂蜜滴在《圣经》上，然后让孩子用小手翻书，孩子不经意间把手放在嘴里，会感到书的甜味，在幼小的心灵中，就对书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