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市场 |
巨大的贫富差距是村矿冲突的根源 |
山西民间矿权野蛮角逐
山西民间矿权野蛮角逐在山西煤矿产权经历“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反复之后,政府、煤老板、国有企业、村民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在此之下,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村矿矛盾开始凸显,“10-12”暴力事件就是这一矛盾的直接写照。
煤老板之死
10月16日凌晨,呼延村的村民们在村外的一个田埂上发现了煤老板石金山,“表情安详、没有痛苦”,遗体旁是一层飘落的黄叶。
几个小时前,石金山出门时,向病重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告了个别,夹着一件御寒的军大衣。谁也没有发现异常,更没有人知道这位48岁的煤老板了结自己性命之前,内心曾经历怎样的挣扎。4天前,他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临县三兴煤矿,因产权纠纷,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血腥冲突——煤矿“护矿队”围殴了当地林家坪镇白家峁村村民,致4人死亡、14人受伤。
石金山死亡的消息,10月16日就传回了临县,但直到10月18日,临县许多官员仍不相信。两天后的10月20日,临县县委发布公告确认此事。
此时,远在太原北郊的呼延村早已搭建灵堂。并不宽敞的石家小院堆满花圈,一个木桌上的小牌子写着石金山的生辰八字,没有哀乐,没有喧闹。院外,停放着一辆没有牌照的“雷克萨斯”越野车——石金山生前的座驾。村民说,石金山车的后备箱“往往会放着整箱中华烟”,见到乡亲就“一盒盒给”。
石金山的离世,给看似简单的“10-12”血案蒙上几分神秘色彩。“不理解,这么好的人。”一位呼延村民喃喃道。
在呼延村的村民看来,三兴煤矿的真正大老板是其妻子的两个哥哥张根玉、张新玉,“出了事自然由大老板摆平,何必自杀呢?”
张根玉兄弟是太原北郊的三给村人,两人的经历非常传奇。三给村的一位村民说,张氏兄弟早年掏过大粪,还当过木匠,后来承包了村里的土焦炉发家。接着,张氏兄弟在太原市阳曲县开厂炼焦,成为太原市的煤气供应商,随后又向上游产业延伸,在太原市下辖的娄烦市、吕梁市下辖的交城县和临县大规模投资煤矿。
三兴煤矿是张氏兄弟手中最大的一座煤矿。据阳曲县一位官员透露,从三兴煤矿发生血案后,他们就与张氏兄弟失去联系,“听说去了非洲津巴布韦”。
石金山的死讯并未给白家峁村的村民带来多大冲击。对他们而言,这和他们没有关系,只是觉得吃亏,“我们死了四个,而他们只死了一个”。
在围殴发生前,石金山究竟做了如何的安排?这一切随着石的死亡而石沉大海。临县一位官员透露,参与围殴村民的矿方打手涉及当地六县人员,部分系两劳释放人员。当地人评价这是“拳钱勾结”。
导火索——不为外界所知的产权纠纷
这场极端恶劣的争端来自于5年前的一场官司。2004年4月,三兴煤矿(原白家峁煤矿)的原承包人刘志斌将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告上法庭。
刘志斌发现,自己在1997年起承包50年的白家峁煤矿在2002年之时突然已归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所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据此将采矿权人变更为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
法院最终驳回了刘的起诉。不过,这揭开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产权纠纷——一个村办集体煤矿为何产权性质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这也揭开了白家峁九百多村民与三兴煤矿长达数年的冲突。
白家峁煤矿位于距临县县城大约50公里处的一个山谷中,1984年该矿建设之时,只是年产不足3万吨的小煤矿,一直由村民成平顺承包,属于村办集体矿。
2002年张氏兄弟入主白家峁煤矿之后,将之建设成为年产90万吨的现代化煤矿,漂亮的办公楼矗立在矿区。
2008年6月,2002年发生的秘密终被白家峁部分村民发现:被承包出去的集体煤矿,被意外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老板也成了来自太原三给村的张氏兄弟。这意味着,一家村集体制企业,未经任何改制和村民同意,却离奇变成了民营企业。
根据律师提供的资料,2002年该煤矿最初的申请,只是要将企业名称将“煤矿”变成“公司”。即使吕梁地区土地矿产资源局也只是申请变更企业名称,未涉及更改采矿权人和经济类型。
但是最终,山西国土资源局和工商局的审批结果,却莫名其妙地增加了从“集体企业”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性质转变。
去年10月,白家峁村村民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认为山西省国土资源厅2002年擅改产权的行为违法。此时,三兴煤焦有限公司已经投资三亿多元。官司一打就是一年。今年6月30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村民胜诉。同时考虑到煤老板的投资,建议国土厅采取补救措施。
这意味着,石金山作为法定代表人拥有的煤矿将被重新划归村集体所有。“这怎么补救?”石金山的亲属反问。
长眠地下的石金山已无法知晓,就在他离世当日,山西省高院“火速”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了太原市中院一审判决。
今年6月,早在太原市中院判决下发的第三天,白家峁村村民就“进驻”三兴煤矿,捍卫村集体产权,主要“怕矿方把村里的资产偷走了”。
闻讯赶来的临县县政府官员担心村民与矿方发生暴力冲突,让村民们不要堵住三兴煤矿的大门。协商的结果是,村民搬到了几百米之外的煤矿路口。临县一位官员回忆,村民当时对矿方人员的态度“比敌人还敌人”。
头缠绷带的郝常有躺在吕梁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其妻在一旁喃喃自语。在郝常有的记忆中,这场血案并不是孤例,“早就发生过”。2004年11月,饱受贫困之苦的村民们堵住了三兴煤矿。在郝常有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大家想要点报酬”,三兴煤矿就此歇业半个月。
这一战,许多村民受了轻伤,最后被迫退出煤矿——这引发了村民与矿方之间更深的隔阂。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煤矿占地问题,2005年村民再次大闹煤矿,三兴煤矿不得不每年给一户人家两吨煤,这一给就是4年。虽然此间相安无事,但煤矿发给村民的小恩小惠不断。
没有赢家的战斗
“10-12”血案发生后,临县县委一位官员评价说,“这个煤老板太笨了”,“老百姓就是不懂事的孩子,他要吃糖你就给他吃糖,要苹果就给苹果吃”。
临县县委常委赵如宁被派到林家坪镇临时主持工作,“10-12”冲突事件之后,这个基层政权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林家坪镇的主要领导全部被停职。
10月18日,记者见到赵如宁的时候,他刚刚向煤矿大镇招贤的领导请教如何解决村矿矛盾。赵如宁现在的中心工作,除了平息白家峁的民愤,还要排查林家坪镇所有的村矿矛盾——该镇是全县煤矿最密集的区域,因此也成为全县的“上访大户”。
走入林家坪镇镇政府的办公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面墙上如何解决信访问题的条例。从国家到吕梁市甚至到林家坪镇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
赵如宁承认,目前林家坪镇的村矿矛盾“程度不同、方式不同”地存在。在现场救急的赵如宁一天前刚刚赶回镇里。他甚至亲自草拟了一份会议发言稿,准备给全镇的干部上一节如何解决村矿矛盾的课。
“资源性开发的暴利必然形成村矿矛盾。”赵如宁说。
这个临县历史上最大的村矿矛盾,让那些坚守在道路交叉路口的县委干部心急火燎。“现在村民、矿主都硬,中间就夹个难堪的政府。”临县县委的一位官员说。
赵如宁说,他给矿主们要贯彻的思想就是,一定要有花点小钱买大平安的心理,“要打深山虎,必安四邻神”。
不过,即便煤矿摆平各方神仙,冲突依然不断。石金山的一位亲属说,他们矿上采煤挖穿了村里的一口水井,为此补贴5000元。结果每家每户都在院子里面随便刨个坑,说他们也要打水井。白家峁村的普通村民的月收入只有四五百元。而三兴煤矿下井矿工收入每月有两三千元,井上的工人也有1000元。村民们想到煤矿上班,但煤矿却不要本地农民,原因是“当地人死了不好瞒报”。村里唯一在矿上烧锅炉的村民,却是“仗着小姨子和县煤炭局某领导的关系才去的”。
村民和煤矿之间的这些利益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死的死,逃的逃,破财的破财,丢命的丢命;而干部和政府则是丢官的丢官,丢人的丢人——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斗。”临县的一位政府官员说。
山西民间矿权野蛮角逐在山西煤矿产权经历“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反复之后,政府、煤老板、国有企业、村民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在此之下,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村矿矛盾开始凸显,“10·12”暴力事件就是这一矛盾的直接写照。□据《南方周末》
延伸阅读
山西煤改艰难前进
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与煤矿价值评估差距过大和地方政府的持观望态度有关。
妥协?抵抗?
再没有一种理由能够让山西的煤老板坚持下来:反复的政策,不断面临的利益冲突,以至于极有可能消失的私产等等。
4年前的煤炭产权制度改革让山西煤老板第一次享受了“私产”带来的愉悦。但是这种片刻的愉悦随即遭遇的就是不断的停产整顿。
今年年初,山西开始大规模推行煤矿国有化浪潮。官方将此作为解决山西煤炭安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虽然由此引发的“世间再无煤老板”的说法有几分夸张。但据吕梁市的煤老板凡青(化名)介绍,几次煤炭政策反复以来,能够存活下来的私营矿只能占10%-20%。“要想做大,必须对一些势力妥协。”上述煤老板说。妥协意味着接受整合的企业将以更低的价格回购煤矿。
大同的一位煤老板选择了抵抗。其旗下有四座煤矿,两座被关闭,两座被列入整合对象。此前温州商人已经给他的煤矿出到12亿元,但是如今负责整合的国有企业却只愿意出资8000万。巨大的差额,让这位靠运煤起家的煤老板气愤不已:“不给合理的钱,我就起诉。”
山西的相关官员透露,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很多只签署了整合协议,并未有实质性进展。这与评估差距过大、地方政府持观望态度有关。当然还有那些已失去信心的煤老板选择了妥协——集体退出煤炭行业。煤老板凡青就是如此。“心累。”凡青脸上很平静。
安全?冲突!
9月初,一位山西煤炭专家去朔州调研发现,老板把煤矿给了大企业之后,连个井下图纸都没留,接收的人根本不知道井下的情况。
当地煤监局的一位老同志告诉该专家,有的煤矿备份了好几份图纸,分别应付煤监局、政府以及专家组的检查。在去年缴纳价款的时候,图纸被划上了未开采区域,当不交价款了,全部又划为开采区域。
这些井下图纸几乎不能作为生产依据。“谁敢在上面签字验收?”上述专家说。这些停产整顿之下的煤矿资源整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安全,几乎所有人都对此充满疑虑。
地方经济凋零,村民没有了收入来源,资源整合就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此次发生在山西临县“10·12”村矿冲突事件就是一个缩影。如何解决矿权改革后的民生问题成为山西的一个重要命题。
“我并不认为国有煤矿就一定能比我们私人老板解决得好。”凡青说,“私人老板比他们更灵活。”
凡青目前就给村里凡是有驾驶执照的人每人10万元补贴买车,并且提供贷款担保。上学的小孩也全免费。今年周边的200名小学生全部跑到他们村来上小学。即便如此,山西各地村矿矛盾还是不断加剧。煤老板认为最麻烦的就是这些老百姓“不知足”。而且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都会不时敲诈煤老板。
可以想见,当外来的资本介入整合之后,国有企业健全的财务制度,规范的管理都会让原来的村矿矛盾更加剧烈。“当年外地人来投资的时候,都让村民整得服服帖帖,何况国有企业呢?”凡青说。
利益损失者
当原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之后,利益受损的人将会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平衡。这种平衡的建立,意味着更多的冲突的出现。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中,大部分煤矿老板会选择变卖煤矿或者入股的方式。但显而易见的是,变卖资产者将会遭受低估资产价格的窘境,选择入股的煤老板更会遭受在煤矿中失去话语权的风险。为了在资源整合之前抢得一杯羹,煤炭企业纷纷开足马力生产,也因此导致安全事故赔偿屡创天价。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规定,煤矿死亡一个人赔偿20万元,但是据山西本地媒体透露,高平市某煤矿死了一个人之后,竟然赔偿了106万。
这些煤老板首当其冲成为利益损失者。与之相伴的是地方与煤炭相关部门利益的损失。这就是为何山西一些地方政府会在资源整合中抢先将本县内的煤矿整合到一起,不愿放手外来国有企业整合。“这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小金库’。”山西煤炭的分析人士指出。□曹海东 李廷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