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力挺《小岗村的故事》

吴春桃

陈桂棣

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力挺《小岗村的故事》

　　著名作家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创作的《小岗村的故事》一出版就引起了各界热烈的关注。但其中涉及的当事人、1978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俊昌于10月15日表示：该书存在失实，“大的错误就有30余处”，舆论一片哗然。近日，陈桂棣、吴春桃与1978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出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报记者针对读者关心的问题，对当年的包干带头人及其作家进行了采访。

　　链接：小岗村包干到户

　　现在在我们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所保留的18位农民按下血手印包干到户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始的文件和这些村民的命运，在30年后还是牵动无数读者的心。

　　在《小岗村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都是农民问题，因为中国有好几亿的农民，我们几亿农民今后的命运，或者说他们今后怎么样走上发展致富的道路，依然是中国迫切面临的问题。

　　作家夫妇遭遇重重阻力

　　作为夫妇俩共同创作的“农民问题三部曲”之一，《小岗村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第一个做出"包干到户"壮举的村子，为什么今天反而"江山依旧"，裹足不前？”带着疑问，陈桂棣、吴春桃对小岗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积攒了500万字的资料，“我们只在小岗村里呆了十几天就被赶出来了。”陈桂棣说。吴春桃坦承压力太大，家里的玻璃曾被不明身份的人用砖头砸碎过，两人快坚持不下去了。

　　陈桂棣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从2000年春天开始，我和春桃下决心要拿出十年的时间研究农业问题，正好十年，完成了三本书，这是第三部，第一部《中国农民调查》，因为中央正在安徽搞税费改革试点，所以我们顺意而动，来调查了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农民的负担。第二部作品也是出乎意外，惹了一场官司，这个本来是个人的事情，但是牵扯进去以后我们发现，农民的负担不光是经济负担，还有精神上的、心理上的。”

　　“我们去小岗村之前，就知道小岗村是非常落后的。而且安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小岗村20年依旧。原因是什么？有的讲是懒，有的讲闹分派，有的讲他们不思进取等等。我们采访的第三天，一个人走过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干什么的，你到这里来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同意？”

　　严俊昌：“这本书写的是我们弟兄两个，给你(严宏昌)写的可以，给我写的有点不太好。”

　　《小岗村的故事》刚出版就引来不少争议，其中最大的话题来自小说主人公之一、1978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俊昌的声明。长达11页的声明直斥书中“很多内容是瞎编的”，并列举了33处失实。究竟谁在“瞎编”？

　　陈桂棣夫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几十万字的作品，不可能一点瑕疵都没有，我们已经仔细核对了他提出的33条，确实有3条他说得对。不过这3条大多是细节疏漏，包括严俊昌儿子在家中的排行，当年村里为对付领导视察而挪树的距离远近，以及严俊昌的儿子5岁就提出分家的问题。”对于最后一条失实，陈桂棣显得颇为无奈：“这一段是我从"大包干"纪念馆出的书里摘录的，因为他们不准我进村采访。这本书经过当地县委和地委两层审核，严俊昌还是该馆的名誉馆长。”至于剩下的30条指责，陈桂棣表示自己绝无虚构，可以接受法律的审判。他认为，这么多年来小岗村的历史已经被歪曲，重新揭开故事的真相是作家的权利。面对严俊昌“有可能起诉”的说法，陈桂棣笑说：“书里写的都有人证，打官司也许能把事情弄得更明白。”

　　而当日下午，1978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也出现在单向街书店，并就《小岗村的故事》一书的争议接受了采访。作为30年前历史的见证人，他告诉记者，“我在家的时候严俊昌拿着这本书找我，他问我你看了这本书吗？我说我还没有看。他说这本书写的是我们弟兄两个，给你写的可以，给我写的有点不太好。我说这个事情，人家写的是有依据的。”

　　搞报告文学很难，想改行写小说

　　陈桂棣的好几部纪实报告文学作品在推出后都受到质疑甚至引起官司，陈桂棣强调，自己的调查作品只写是非，不论是非，一句是非也不讲，“可以说书里的每一个词我都斟酌考虑过，不带任何色彩去展现。”

　　在采访中，陈桂棣夫妇对进行中立的报告文学创作前途感到困惑，“现在还有多少真正的报告文学？我们这些年搞报告文学很艰难，已经好几年，觉得没办法坚持下去了。因为采写调查很困难，所以我们觉得以后可能是要改写小说或者写其他的东西。”

　　作为大包干的历史见证人，严宏昌表示，“这本书写的东西，基本上剖析了小岗村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并不稀罕，因为过去杂志、报纸都有写过。看过这个书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真实地把小岗的故事展示给读者们，像这样的作品一般人是不敢写的。”

　　“我是这样想，人嘛，必须要真实，我们不能弄虚作假，虚假的东西不光害自己也害别人。小岗村的是是非非已经30年了，但是谁都没有一个定论。这次书推出来引起很多尖锐的问题，但是我想事实终归是事实，大家可以到小岗村多走走，就会知道了。”

　　对话陈桂棣：不怕严俊昌打官司

　　广州日报：什么原因让你们夫妇关注小岗村问题？

　　陈桂棣：有两个原因：1.中国改革第一村，没有了改革的进度，丧失了改革的进程。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中国改革30年，好改的都改掉了，现在我们遇到的都是深层次的，这个时候如果再没有改革进程的话，这是很难想象的。而且现在不改革的原因就是平稳、稳定，用这个来做借口，我认为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2.我们通过《小岗村的故事》告诉大家，现在有些农村地区科学发展观是多么遥远，现在我们要重新谈发展就是硬道理，必须要发展。

　　广州日报：近期有些人对《小岗村的故事》有些质疑，你会不会担心对这本书有什么影响？如果产生法律纠纷，你会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陈桂棣：这个问题是严俊昌应该回答他告不告我。他要真告我们，那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们只有打这场官司，结局可想而知，他不会比张西德更高明。因为我们比写《中国农民调查》时变得更聪明，所以我们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广州日报：这本书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开放这么久，从第一次改革到现在土地流转，我在书里面看到一个醒目的问题，“土地没有了”。现在问题摆在这里，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你们经过实地调查，在书里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示或者是一些方向性的探讨？

　　陈桂棣：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土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中国人应该有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是什么？就是土地。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的时候，讲到土地流转，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曾经与一些农业专家也进行了沟通。我们抱着很大的期待，最后土地流转公开了。但是土地流转公开了你要有配套政策。什么叫配套政策？怎么流转？谁来流转？谁转给谁？谁来鉴定？都没有。这就成问题了。(记者吴波)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