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中国人寿的“秘密”:力挺国寿整体上市

　　口述者：王宪章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

　　今年是中国人寿诞生60周年，中国人寿能够成功改制上市，并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倍受瞩目的知名企业，与当时一位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位领导就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与中国人寿的事情，一直鲜为人知。

　　我和镕基“抬杠”

　　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主管金融工作。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还没建立起来，金融保险领域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一些政策文件的起草往往带有部门色彩，必然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为了制定好政策，镕基同志经常召集专题座谈会，有一次国务院召开有关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劳动部、民政部、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领导，我代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席。在会上，一个主导意见是保险应由政府部门包办，我对此很不认同，当即发言：政府部门不能制定限制一家国有保险公司合法经营的政策，更不能代替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渗入商业保险环节。我也拿出了相关政策法规依据。朱镕基就我提出的意见对我进行了提问，这次我给镕基同志留下了“爱抬杠”的印象。

　　会后，我对朱镕基同志说：“我的意见有些偏激，如果干扰了领导决策，请尽管批评。”他却心平气和地说：“宪章同志，没关系，道理是越辩越明的，辩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我后来听说，在一次有关保险的会议上，镕基同志还问人保公司的领导：“你们那个爱抬杠的王宪章哪里去了？”

　　镕基调我回中国人寿

　　1993年，组织委派我到香港担任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一把手”，到1999年已有6年光景。这年我已58岁了，我本人已准备好在这个岗位上将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1999年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的办公室接到了时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阎海旺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叫我速回北京一趟，具体什么事情电话中不便交代。到了北京，我直奔位于航天桥附近的华融大厦，那里是中央金融工委的办公所在地。阎海旺一见到我，什么也没说便拿出一份文件让我自己看。这是一份从镕基同志那里批转来的文件，上面有一段他的亲笔批示，内容是：中国人寿很重要，如果经营不好，造成一个大窟窿，怎么向人民交代！是否考虑迅速将在香港的王宪章调回来，任中国人寿总经理。就这样，我到了中国人寿。

　　镕基给我派任务

　　这家占保险市场份额最大的国有独资公司，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公司管理体制落后、经营机制僵化、历史包袱沉重，特别是从1996年5月起人民银行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0.98%降至2.25%，使前期高预定利率寿险业务出现了400多亿的利差损，公司经营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上任不久，镕基同志就让秘书把我叫去。他开门见山、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宪章同志，我调你回来就是让你帮助尽快化解利差损。你的任务就是先把情况搞清楚，3个月后给我一个报告。”我临危受命，开始担起了我有生以来最重的一副担子。

　　上任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扭转业务下滑的被动局面。我于2000年3月中旬给各省分公司总经理写了一封信，恳切要求各分公司认真查找业务下滑原因，抓紧拿出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把业务搞上去。这封信集中了公司领导班子的智慧，说出了广大员工的心声，起到了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的作用。后来，公司有人戏说这封信价值百亿保费。

　　与此同时，我和班子成员也开始思考公司今后的发展道路，主要思路写进了上报总理的报告中。这份报告，分析了公司当时的业务、财务状况，提出要根本改变公司经营面貌，一靠业务发展，二靠体制改革。这个报告得到了镕基同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