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法学界学者眼中，日照东港区法院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等一系列探索，预示着我国量刑程序改革已步入“关键阶段”
量刑程序改革的“日照样本”
□本报特约记者 刘长 发自山东日照
被告人孙青青很难意识到，9月28日她参与的庭审，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一座里程碑。
当天上午，在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围绕孙青青是否构成犯罪，控辩双方展开了多轮交锋。当定罪的辩论告一段落后，孙青青用她带浓重方言的普通话，进行了被告人最后陈述——她依然坚持自己无罪。按照以往经验，这意味着审判已接近尾声。
但这一次，庭审还远未结束。孙青青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宣告：“休庭，合议庭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合议。”
15分钟后，法庭认定，孙青青犯罪成立。主审法官宣布：“法庭进入量刑程序，分为量刑的事实调查和量刑辩论，允许被告对量刑进行最后陈述”。
同一案件，两种程序审理
9月28日上午，在经历了1个多小时的定罪程序和15分钟的休庭后，孙青青被合议庭认定有罪，该案继续开庭。量刑程序以富有创新的一幕开始——公诉人宣读量刑建议书，在该建议书中，公诉人认为应该对被告处以13到15年之间的刑期。
随后，几乎所有的案件相关方：被告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乃至案件的被害人，都获得了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
尽管“上半场”孙青青坚持自己无罪，但经合议庭认定犯罪成立之后，她没有放弃量刑的答辩。
由于法庭事先向孙青青递交了一份《量刑情节告知书》——该《告知书》详细地列举了8项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或酌定量刑情节，包括作案时未满18周岁、有自首立功表现等——孙青青当庭表示，她表示愿意变卖自己的别克轿车，以弥补受害人损失，这一情节被法庭采纳，酌情从轻处罚。
继续开庭约一个小时后，被告人孙青青再次享受了最后陈述的权利，她获得充足时间表达自己对从轻量刑的期待。
法庭宣判，孙青青诈骗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3年零6个月，法槌响过，庭审终于结束——整个庭审，被学者们比喻为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原本平淡无奇的案件，因新的程序设计的引入，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一类做加法，两类做减法
“在刑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定罪量刑，但从来没有量刑程序的启动。”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黄永说，“在几十年来，法官也好，我们学者也好，他们都把量刑程序视为庭审当中一个内在的东西，就‘程序’而言以前是没有的，作为程序设计也是我们以前所没有想到的问题。”
学者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在偏居山东一角的日照市一家基层法院，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答。
按照日照市东港区法院院长李志毅的介绍，东港区法院的探索，有些类似当年小岗村人搞“包产到户”，是“逼出来的改革”。
在启动量刑程序改革前，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和目前我国很多基层法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案件多，人手少。整个2008年，东港区法院受理了633件刑事案件，涉及的刑事被告人达到1026个。李志毅发现，绝大多数案件中，被告人都已承认犯罪，不认罪案件只占十分之一。
“被告人已认罪的案件里，被告人最关心什么？”
“量刑。”
“既然我认罪了，犯罪事实已不需要再投入过大的精力，而在认罪的前提下，900多个刑事被告人在等待：你如何给我量刑？在量刑上你给我怎么样的话语权？”
法官们开始意识到，在被告人已认罪的情况下，他们如此关心量刑的问题，为何我们不把精力转移到量刑上来？
“有话到堂上讲”
在日照市东港区法院研究室主任范兵看来，“量刑建议书”就犹如一把钥匙，启动了量刑调查的大门：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一经在法庭上公布，便竖起了一个高高的箭靶，由此，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对于量刑的意见，终于有了一个发射的标的，大家“有话在堂上讲”。
在9月28日的孙青青案庭审中，除了控辩双方对该判多少年进行交锋外，法官还严格按照程序，询问了该诈骗案受害者对量刑有无意见。
不过，受害方显然还不太适应这一程序，尽管有巨额财产被骗的惨痛经历，他也并未要求法庭严惩被告孙青青，而是称，没有意见，任凭法院判决。
当然，在法学界人士看来，日照探索的重要亮点还在于，被告人不可思议地获得了对自己该判什么刑的话语权。
范兵坦言：“越是对这种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更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他的权利”，“要通过一层一层抽丝剥茧的方式，把他的犯罪行为展示给他”，“这是我们法治的精神，你给一个人定罪时，被告人不光有上诉权，还有知情权，他要知道他为何被这样量刑。”
东港区量刑程序的审理，终于如愿地营造了一个“箭矢纷飞”的场景，法官身披法袍，高居法庭中央，顺理成章地调动各方意见，最终形成一个量刑的判决——显然，这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日照之下 前景光明
孙青青诈骗案判决报告人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多万元，但出乎东港区法院法官们意料的是，被告人没有选择上诉。
“这个案件如果没有这么公开的、细致的程序，那她肯定会上诉”，范兵说，“因为上诉也不会加刑。”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在观摩东港区法院庭审后，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被害人参与到了量刑辩论程序，不仅仅是保障了被害人的人权，更是尊重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此前，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熊秋红曾做过调研，考察了四个基层法院的立案情况，她发现，真正的重罪案件大约只占5%左右，“量是非常小的，程序虽然复杂化了，但我们有能力承受这种复杂化。”
因此，李志毅认为，应该这样理解目前东港区法院的探索：量刑程序本是程序法的题中应有之义，过去忽略了这个程序，现在把他完善起来。“实际上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不是多了，而是更加科学、完备了。”
一位法学学者在观摩日照东港区法院的庭审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日照为曙光先照之地，我们去努力建设好它，我相信，日照的曙光早晚会普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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