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我的世界--五十年巨变中儿童眼中的世界

　　特稿：我的童年 我的世界——五十年巨变中儿童眼中的世界

　　新华社记者

　　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一个童年，都印刻着时代烙印，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

　　每个孩子都有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折射着时代光辉，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人类理想的境界。

　　50年前，联合国发表《儿童权利宣言》，各国领导人许下诺言：为了孩子，让世界更加美好……

　　50年后，世界已是天翻地覆。那在孩子的眼中，世界又是如何的改变？让我们翻阅这部袖珍“世界史”，回顾我们共同的历史，共有的世界……

　　1959－1969：告别“白色童年”

　　1959年一个秋日的午后，喀麦隆雅温得的郊区。13岁的喀麦隆小姑娘拉谢尔琼吉在河边抓螃蟹。她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问题：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她可以准确地在法国地图上画出塞纳河、罗纳河、卢瓦尔河，因为地理老师很严厉，画不出来会受惩罚。“可是，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这条河叫什么呢？”

　　小琼吉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家境较好，可以就读坐落在市中心湖边的教会学校。那里是雅温得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高墙林立的殖民者的居住区。

　　教会学校的老师都是法国人，语文、历史、地理、音乐教的全是法国内容，连高中毕业试卷都运到法国批阅。每个学生必须学唱《马赛曲》，还有很多法国老歌，有“巴黎多么美丽”、“我愿为法国献身”之类的歌词。

　　“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殖民时代黑人小孩的"白色童年"。”

　　不过，在5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变化。有一段时间，雅温得街头经常出现尸体，没人敢收尸，还出现很大的耗子，猫见了都怕。父亲告诉琼吉，那是反抗殖民统治的活动分子被殖民者暗杀了。

　　小琼吉不知道，不只喀麦隆，当时整个非洲都在沸腾，民族独立解放浪潮从亚洲汹涌而来，席卷北非，并迅速蔓延至撒哈拉以南地区。1956年，突尼斯、摩洛哥、苏丹独立；1957年，加纳独立；1958年，几内亚独立……

　　琼吉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月1日，喀麦隆独立的那一天。

　　“那天特别热，太阳特别亮。我早早起床，穿上最漂亮的白裙子。整个雅温得疯了一样，所有人都在街上唱啊，跳啊。我是女校歌唱队的，在游行队伍里一遍遍领唱喀麦隆国歌，所有人都跟着唱。以前每年7月14日都庆祝法国国庆，唱了那么多年的《马赛曲》，现在终于唱我们自己的国歌了。所有人都那么开心，无穷无尽的开心。我这辈子，再没有哪一天，整个雅温得如此欢乐。”

　　后来，学校老师全换成喀麦隆人，课本内容也换成喀麦隆历史和地理，政府官员全都换成了喀麦隆人。小琼吉也知道了那条河有个美丽的名字——尼永。

　　1960年，先后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那一年被称为“非洲年”。

　　1963年5月，31个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盛况空前的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确定5月25日为“非洲解放日”。

　　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相连。琼吉，这个从7岁就梦想成为歌手的女孩，在喀麦隆独立后不久，正式开始了歌唱生涯，很快又开办了个人演唱会。后来，她成为喀麦隆70年代最红的歌手、喀麦隆现代音乐先驱之一。

　　 1969－1979：我的3次迁徙

　　1965年，韩国南部小城马山。5岁的赵璟姬很不开心，因为“父亲不要我了”。

　　当时，父亲好不容易找了份在皮革加工厂的工作。不料，厂子因事业发展，要从马山迁至釜山。结果，父亲带着母亲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妹妹随之迁徙，却留下她一个人与奶奶相依为命。

　　“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像个孤儿。”她甚至萌生长大后开办一家孤儿院的想法，用爱心照顾没有父母的孩子。

　　其实，父亲是迫不得已，因为他的收入无法负担那么多人在釜山的生活。当时，韩国经济十分窘迫，以出口导向、贸易立国为基础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刚刚推行，一切百废待兴。

　　1968年，父亲所在的企业又一次因事业发展，从釜山迁至中部城市大田。“这次，我终于和父母、弟妹团聚了。”可是，父亲总是加班，连星期天都要干活，“仿佛一个"隐身人"，每天我们还没起床，他就上班了，深更半夜才回家”。

　　那时，韩国的生活水平仍普遍较低。“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大米产量不足，政府鼓励大家"混食"：吃大米和麦子、豆类等杂粮混合做成的米饭。同学们中午带到学校的菜大多是泡菜，如果谁带了一个煎鸡蛋，会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学校有时会把用美国援助的奶粉和玉米面做的面包奖励给"好孩子"，这同样令人羡慕。”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4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后，韩国经济以平均10％左右的年增长率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以类似的经济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它们并称“亚洲四小龙”，成为那个时代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此时，赵璟姬父亲所在的企业在出口界已小有名气，父亲也进入管理层，全家再也不必为生计发愁了。于是，父亲又一次想到迁徙，目标——首都。

　　这次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子女的教育。“在当时，大多数韩国人希望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尔和大田的教育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于是，1976年，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来到首尔，父亲则留守大田。”

　　“我非常幸运，由于国家经济起飞，我家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我可以继续学业。否则，受韩国传统思想影响，作为一个女孩，很可能高中毕业后，就结婚、生子，成为家庭主妇。”

　　韩国的经济起飞，使一大批像赵璟姬这样的韩国女性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赵璟姬上了大学，最终获得高丽大学博士学位，如今在韩国最大的网络大学——韩国开放网络大学任教授。

　　 1979－1989：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1978年，河南驻马店发生了一件轰动全镇的大事：镇上要来一个新西兰人。

　　镇里费了好大劲找来两束鲜花，要在镇上最好的第十小学选一男一女两名学生做献花代表，年仅11岁的施一公拼命争取，却未能如愿。

　　“我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国家叫新西兰。当天，镇杂技团为外国友人举行专场演出，近千名师生陪坐。其实，那个新西兰人只是一名普通游客。”

　　施一公的家乡并非驻马店。两岁时，他随父母下放到河南中部农村。“郑州距离驻马店只有200多公里，但大卡车开了10多个小时，夜里才到。村里没电，村民点着煤油灯帮着卸货。我们搬进一间牛棚，牛刚刚被赶走。在那里，我住了3年。”

　　以为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施一公没有想到，新西兰游客的到来已预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临近：就在那一年的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建交公报；两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个月后，邓小平访美，在休斯敦西蒙顿小镇竞技场，欣然接受策马飞奔的女骑手隔着护栏递来的一顶牛仔帽。

　　1977年，中断11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小镇上的学习氛围突然变浓，图书馆里总是挤满人，很多人带着馒头、干粮，一呆就是一天。“我清楚地记得，表哥在带我去看电影的路上，给我讲什么叫加速度。”

　　施一公的5个哥哥姐姐先后参加1977年至1982年高考，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他也憋足劲要争口气。“可惜，后来我被保送清华大学，没有参加高考。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小小遗憾，因为高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清华毕业后，施一公走出国门，成为成千上万留学大军中的一员。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走上富裕之路。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80年代，那就是"激动人心"。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但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中国在30年里取得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中国历史上，我最敬仰的人就是邓小平。”

　　2006年，施一公放弃普林斯顿大学蒸蒸日上的事业，回到母校，成为“海龟”潮中的风云人物。2009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生命科学学院，他担任院长。

　　 1989－1999：“孩子，苏联没有了”

　　1991年12月下旬的一天，莫斯科西北120公里的农村。姥姥把10岁的尼古拉叫到跟前：“孩子，苏联没有了”，语气激动，又有些哀伤。

　　没有人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即便两年前的冬天，东欧发生剧变。短短数月，6个东欧国家政府发生更迭，象征冷战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一年被称为“东欧年”。两年后，苏联解体了。

　　“第二天，到了学校后，同学们都在谈论苏联解体的事情。小孩子们还说不清楚，苏联解体意味着什么，但都觉得这是件大事。老师们害怕说错话，只对我们说，"苏联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评论。

　　在大人们的聊天中我听到，有些人因对凭票购物、购物需要排队不满，因此对戈尔巴乔夫下台感到高兴，但同时也对叶利钦信心不足，觉得前途未卜。”

　　那时，尼古拉对很多事情还无法弄清，但在他的印象中，整个国家被弄得乱七八糟，“苏联解体前，我们手里有钱，但经常买不到东西；苏联解体后，我们能买到东西，但手里没钱。”

　　苏联解体前，尼古拉住的村子有一个小商店，但除了鱼罐头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常常与姥姥乘火车到莫斯科买牛奶、肉、茶叶、火柴、洗衣粉、酵母粉和砂糖。

　　“那时买东西不仅凭票，还得排长队，短则几十分钟，长则几个小时。如果是紧俏商品，得前一天晚上就排队，总有人加塞儿，吵架声不断，大打出手的事儿也常有。当时姥姥靠养老金生活，大概相当于现在50－60美元，不算少，只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苏联解体后，我和姥姥再也不到莫斯科买东西了，因为没钱。我们通常买来面粉自己烤面包，在自留地种土豆和蔬菜，还养猪、养羊解决吃肉问题。姥姥的家务负担一下子重了很多，我放学后便帮她做事，喂猪、放羊、割草等农活，我都干过。”

　　苏联解体，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俄罗斯总理普京曾说过，苏联的成败得失，由后人评说。而如今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教师的尼古拉则认为，苏联解体后，人民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一点也没有减少。只是到了前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因油价走高而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日子才好过了许多。

　　出生在莫斯科的尼古拉有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血统。上小学时，同学们不说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都骄傲地说“我是苏联人”。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我们在苏联出生》。“我已经记不得歌词了，但我非常喜欢它的歌名。每当提及它，我就会记起童年时，不同民族的伙伴们在苏联的光环下一起玩耍。”

　　 1999－2009：世界变小了

　　2007年秋，天津一中的操场上，一群中学生在军训。队列中，一个褐色眼睛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和别的孩子一样，她身着军装，走正步，站军姿，扯着嗓子喊“一二一”，大汗淋漓。

　　操练结束后，饥肠辘辘的她冲进食堂，扑向平时并不怎么待见的馒头和面条，和同学们一起“争抢”大家都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她和40个女生同住一间大宿舍，每天一起出操、一起洗澡。中秋之夜，军营里举行联欢会，她一边吃月饼，一边对着卡拉ＯＫ高唱军歌。

　　她叫卡罗琳儒诺，17岁，是法国来的高中生。她喜欢天津人，“开朗、乐观、慷慨”，说在天津的日子“是生平最快乐的时光”。远在法国的妈妈很担心，她安慰道：“妈，天津有海鲜，还有家乐福超市，我甚至能买到法国的奶酪。”

　　卡罗琳第一次听说“中国”是在初中。“有人对我说，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那时我就想，如果我能跟这么多人说话，该多么了不起啊！”

　　当时也只是想想而已。可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她的家乡普瓦提埃——法国中部一个“怎么走都不会迷路”的小城，先是有了中餐馆，后来中国货越来越多，再后来，网络、媒体上的中国信息简直“铺天盖地”，让她感觉千里之外的中国仿佛就在身边。

　　最令卡罗琳惊喜的是，学校高中竟开设了中文课！丈夫是中国人的梅莱杨老师教了她3年中文。卡罗琳觉得，汉字不仅“如画一般美丽”，而且有助于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比如"爱"，在繁体中，它包含了人的心灵和友谊，完整地体现了其中含义。”

　　从天津回来，卡罗琳进入拉罗谢尔大学，成为一名中文系学生。拉罗谢尔也是一座小城，却有200多名中国留学生。去年10月，大学成立孔子学院，加入了全球80多个国家、200多所孔子学院的行列。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交流，只是整个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一部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科技、信息、网络，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不仅距离近了，心也近了。

　　对于卡罗琳来说，这个时代赋予她的惊喜远未结束。今年夏天，她来到湖南参加“汉语桥”比赛，结识了现在的男友、丹麦小伙马蒂亚斯拉森。拉森给自己取了一个很酷的中国名字——红星。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这个世界怎么突然变小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在中国相遇相知。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时代。”（执笔记者唐昀、田帆；参与记者刘芳、陈怡、刘畅、岳连国、李学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