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村庄治理的“蕉岭模式”
构建多元化利益格局，遏制村官滥用权力，甚至可罢免不作为或乱作为村官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汤凯锋 刘龙飞 蕉岭报道
“农村自治不能沦为‘村官自治’，甚至是‘村长自治’！”蕉岭县纪委的一份调研报告，对时下农村自治现状作出这样的警示。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对公开报道过的“小官大贪”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事实上，在我国村民自治的四大核心内容中，民主监督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但民主监督往往成了最为薄弱、最难发挥效率的环节，村官因为权力失去监督而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村官腐败严重侵蚀了政府的公信力，然而，“选举村官容易，罢免村官困难”——这是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实施中存在的巨大问题。
农村基层改革路在何方？
2007年，一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探索在蕉岭芳心村等村庄悄无声息地展开。三年后，这片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试验田已经扩展到了全县30多个行政村。
从村务监事会制度到村民召集组，蕉岭农村改革逐渐构建了权力制衡的格局。
继浙江“温岭模式”和河北“青县模式”之后，“蕉岭模式”也开始成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又一值得解剖的麻雀。
谁来监督村官？
监督缺位、“村长独大”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方面村官滥用权力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村民对村官不信任，由此所造成的误解和信访数量逐年剧增。2007年，蕉岭纪委决定在芳心村试点村务监事会制度，通过复活乡村绅士的力量，来监督村委的举动
关键词:
村务监事会制度 纪委主导
“村民代表大会的可操作性不强！”蕉岭芳心村村主任谢建祥感叹道。
芳心村有51位村民代表，谢建祥分析说，要召集所有代表商议事情，需要所有村民代表都有时间，“成本”很高。因此，每年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很少。
这是我国农村村民代表大会的现实写照，实际上，由于村民代表会议大多都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很难真正发挥监督的功能，因此，权力都集中到了村支书和村主任的身上。
在村支书和村主任大都是“一肩挑”的情况下，“村长独大”的负面作用就产生了。
同级监督缺失，上级监督也缺位。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告诉记者，我国行政村数量众多，上级机关人手不足，加之不了解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很难对村干部进行监督。
另外，“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因此，纪委和检察机关都难以监督村干部的权力运行。”蕉岭县纪委在相关调查中剖析。
缺乏监督，一方面村官滥用权力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村民对村官不信任，由此所造成的误解和信访数量逐年剧增。
“监督的缺乏还让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村主任，谢建祥坦言道，官民缺乏沟通的平台，很容易引起误会，甚至村委每做一件事情，都有指责的声音。而不断增加的信访数量，也使上一级党政机关失去了对村官的信任。
谁来监督？如何监督？
2007年，蕉岭纪委决定在芳心村试点村务监事会制度，通过复活乡村绅士的力量，来监督村委的举动。
芳心村的监事会有5名监事，所有监事都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民主推荐产生，与该村的5个自然村相对应。“这5名监事都是村里的‘三老’(老干部、老模范和老党员)，都是在村里有一定威信的人，让他们来担任监事会成员，一方面他们有威信，村民信任他们，而他们对监督村干部也有比较少的顾忌，敢于监督。”卢尧生告诉记者。
就在去年底，由于搬迁新址，芳心村委会决定将老村部楼房出售。随后，谢建祥的几个朋友马上和他协商，想用12万元成交。
“我个人哪敢作主啊，要是监事会追究起来怎么办？”谢建祥当即回绝了老朋友的请求。
果然，监事会审核后不同意由村委会私下卖掉旧村部。今年2月，村监事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听取村委会的各种处理方案，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用招标拍卖的形式。
让村民想不到的是，这一结果直接给村集体带来高达17万元的收入。
由于各种效益明显，芳心村带头的改革很快传开。
被激活的村民自治能力
“铁矿泥”事件也让村民意识到制度监督的好处。村民对村务的参与欲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在课题组的帮助下，村民互助合作意识与组织运作能力也日益增强
村官问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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