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眼中的钱学森(图)

　　钱学森，著名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他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62年的相濡以沫，以及他在妻子心目中另一个侧面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蒋英是中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平易、谦和、淡泊，不追求什么名和利

　　钱家的客厅，20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儿。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是在这里描绘的。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儿也不在意。他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

　　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从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钱学森一生激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祖国与民族，

　　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他偕夫人回到美国后，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

　　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准备回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五年多的折磨。”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蒋英作为他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他多次"失踪"，

　　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

　　“36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于是，蒋英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匆匆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问道：“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蒋英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

　　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热衷于水墨丹青，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时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二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据《华人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