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日报> C版> C1 时间：2009-11-09 03:58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李骏虎，男，1975年生于洪洞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
《奋斗期的爱情》《婚姻之痒》《母系氏家》，评论集《比南方更南》等。
百家访谈 “庄重文文学奖”评委会评语： 李骏虎开始文学创作已有十几年，他的创作势头一路走高，尽显其写作才华，面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达200多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及评论随笔集多部。为了获取创作素材，扩大知识面和生活积累，李骏虎到县里挂职，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为他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骏虎用小说的方式为同龄人画像。他对同龄人的生存态度、思维方式、情感特点体验得特别深刻。他努力表现一代人独特的生活感受和情感轨迹。他能从司空见惯的普通生活中，发现人生的内涵，悟出生活的本质。他的小说中充满许多闪烁着智慧的细节，许多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
2009年10月26日，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在京举行颁奖典礼，我省青年作家李骏虎荣获该项大奖。这是继1988年张石山，1993年李锐、张平、吕新4位作家获奖后，16年以来我省作家再次获得此项全国青年文学大奖。
记者：作为全国最权威的青年文学大奖，“庄重文文学奖”至今已经举办了12届，奖励了铁凝、贾平凹、王安忆等170多名成就斐然的当代作家，这些当年的青年作家如今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和广大读者贡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作为新一届获奖者，你认为得奖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李骏虎（以下简称李）：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文学奖。对于我来说，获奖并不意味着有多么大的创作成就，重要的是对我的创作路子的一个肯定。这个奖对于我来说很关键，因为自从开始文学创作以来，我就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创作和当代文学的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关注时代，但不关注时代文学，更不关注所谓的文学权威给出的这个时代的好作品的标准；文学是我的精神需求，阅读和创作都发自本心，不刻意追求发表，也不追求进入文坛关注的焦点，更不去跟风凑热闹。雷达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认为我的创作是有实力的，但是在全国的影响力还不够。一直以来我的创作并不为评论界和名刊大刊关注，有时候我也为此而产生动摇，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怀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和几位全国一线的青年作家一起获这个奖，说明我的路子还是得到认可的。“庄重文文学奖”对我最重要的意义是坚定了我的文学自信心。我想这个奖同样对你提到的那些前辈作家产生过这样的关键作用。
记者：刚才提到你的文学观念，你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李：说文学观念太宽泛了，我说说我的小说观吧。我一直觉得当下的小说创作过于快餐化和功利化，作家的创作丧失了对艺术品格的追求，更多的是复述现实、制造故事。其实小说应该警惕故事，对于小说来说故事不过是一个“核”，而小说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于细节。我觉得作家应该重拾重视人物的老传统，学习雨果、哈代这些大师在人物塑造上不偷懒、不讨巧的“笨”办法、“笨”精神，敢于直面人的精神世界，并甘于用最笨、最费劲的方法去展示他精神世界的全部和与之相关联的外部世界。好的小说作品，往往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和心灵去看世界，通过对一个人生命轨迹的表现，去展现整个人类的命运，比如说《悲惨世界》《德伯家的苔丝》等。从中国小说的源头来说，重传奇、轻命运，重人物、轻人性；后来我们学习了西方经典，会写命运了，也会写人性了，但是，我们还是没太学会写人，写人的精神世界。在世界文学大交流的今天，我们要学会在保持中国气派的前提下，加强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
记者：你为读者所熟悉的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都是2005年之前的作品，似乎带着某种自传的性质，你可以谈谈这几部书和自己的关系吗？
李：郁达夫说过，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自传。文学的想象，应该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或者现实生活的精神反应。作家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经历改头换面，用另一种面貌重新呈现出来。我个人觉得这三部长篇小说是伴随着我成长的“三部曲”。很简单，《奋斗期的爱情》就是一个年轻人刚毕业进入社会，对前程和爱情都充满热望的阶段。而《公司春秋》比较复杂些，那些看上去很诡异的事情不可能是现实当中发生的，是我根据自己做的12个梦写成的，所以我还有个博客叫“小李做梦写小说”，包括很多短篇小说，比如《解决》《存在与虚无》都是从梦中得来的灵感。《公司春秋》就是一个人进入城市，开始发现社会的复杂和人心的叵测之后的精神反应。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看不透、想不通的事情，夜晚就通过梦境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时候如果抓住了，就是很好的灵感和素材。《婚姻之痒》写的是普遍心理，是进入婚姻的围城之后，大家都要经历的历练和成熟。这部书能成为2005年的畅销书，说明这个话题大家都感同身受，而且你看现在依然有那么多以“婚姻”为标签的畅销书在热卖，说明大家对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单位“家庭”是很关注的。这三部书不能说是我的自传，但的确是我的心路历程。它们为我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成为我文学自信心的一部分。
记者：2005年你挂职到基层体验生活，那段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你是否开始用这段素材写小说了？
李：挂职岁月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那段经历是美好而又刻骨铭心的，我经历过热火朝天的建设，也目睹了苍凉的落幕。挂职对于我对社会和人心的认知是深刻的，对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对人间冷暖的体验是切肤的，同时我对现实也产生了很多的思考。但是我没有动笔去写，我还没想好怎样去表现它，就像一头牛，刚吃了一肚子的草，需要时间来进行反刍才能消化。我想把它藏在心里搁上若干年，等着岁月去让它发酵，把它酿成美酒，然后再让它从心里自动倾倒出来。
记者：挂职之后，你的小说风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对城市生活的个人体验转入到对中国乡村风俗画卷的抒写，去年发表在《十月》上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和今年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中篇小说《五福临门》，可以说是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促使你的作品风格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李：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一个作家在文学上探索多年，在年龄和阅历、学养上都接近成熟期的时候，目光、心灵和笔触都回到生养自己的魂梦所系的故乡，怀着一颗质朴的感恩之心去描写生养了自己的水土，描写伴随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人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回归。对于作家来说，回到故乡就是发现了富矿，就是获得了强大的气场。福克纳永远在描写家乡那块邮票大的地方，马尔克斯始终在写马孔多小镇。那里有他们最熟悉的死去了的和依然活着的人们，刻画他们是一种心灵的皈依，更是作品的升华。只有脚踏实地的写作，才能使作家的精神高高飞翔。当代作家里比如苏童的枫杨树故乡，葛水平的太行山，还有我鲁迅文学院的同学鲁敏的“东坝”系列，都是很成功的例子。
从另一方面说，当代的中国小说，实际上还是以乡村小说为主流，作家的灵魂一直没跟着身体进了城。要想写出好东西，还得向农村去找。而我开始写乡村题材的小说，其实和挂职无关，是2007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完成的不自觉的转变。因为那里写作环境好，时间充裕，就想给自己2005年写成的一个乡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写一个续篇，就是《前面就是麦季》。很感谢《芳草》的主编刘醒龙老师，要在杂志上给我开一年的作品专栏，第一篇发的就是《前面就是麦季》，头题，没想到反响不错，《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都转载了。然后就以此为基础，完成了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十月》的主编王占君老师说好看，就拿去发到了《十月》长篇小说的头题。调到省作协后，对门办公室是《山西文学》的主编朱凡老师，她约我写个小说，我就写了《五福临门》，也是头题发的，后来《小说月报》转载了，我有些惊奇，想不到这样纯粹写风土人情的乡土小说也能被转载。
当然，我不会丢弃自己擅长的风格，以后写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都顺其自然。
记者：你怎样评价“山药蛋派”？
李：我从心底认为“山药蛋派”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流派，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学流派，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流派。如果从其奠基人赵树理最早开始文学创作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算起，直到仍然对山西文学创作产生潜在影响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流派先后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这样绵长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其实我的文学启蒙就来自这个流派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也是个农村文学青年，他风雨无阻地从临汾城里买回每期的《汾水》杂志，后来叫《山西文学》，因此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这本杂志阅读，它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到少年的精神世界。后来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也是在《山西文学》发表的。“五老”里面我熟识马烽老和胡正老，并且做过他们作品的编辑，给他们写过评论文章，能得到他们的教诲，我觉得是非常幸福、非常骄傲的事情。能在山西这样的文学环境里搞创作，同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老作家们留给我们的宝贵东西太多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记者：最后谈谈你目前正在进行的创作吧。
李：最近正集中精力补充修改《母系氏家》，因为有家出版社要出版单行本，我想趁此机会对小说的时代风云和自然风物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补充写作，学习哈代小说里人心与自然浑然一体，用自然风景烘托人心，又用人心去考量风景的笔力，并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简约传神之美，目前进展顺利，年内可以交稿。很多乡村题材的小说，其实作者并不了解乡村，农民嘴里说的不是农民语言，思维逻辑也只是作家自己的想象，因此，我想呈现给读者一个真正的乡村世界。我想，我需要一部代表作来证明自己是个熟悉中国乡村社会和风貌的作家。
结语：李骏虎是一位具有强烈命运感和怀疑精神的青年作家。他用写作对人性和生存进行无休止的追问。他的小说题材广阔，但无论是创作初期的对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况和情感内因的探究，还是成熟期的对乡村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的美好展现，都体现了他敏锐的文学感觉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小说以丰富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细节见长，文学性、可读性、哲理性兼具，早期的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理想和精神世界，中期的《婚姻之痒》探讨了现代人的情感问题，转型后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用善意的关照、广阔的心灵和淳朴的挚爱，展现了与其生命血脉相连的乡村世界的社会、自然和人的矛盾和谐的诗意画卷。他的乡村题材写作，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山药蛋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
本报记者 朱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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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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