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校学生“非法行医”看学生权益与自治

　　北大医学院学生是在上级医生的指导、监督下行医，还是独立非法行医，这是近期北大女教授被在校学生“治死”事件争议的焦点。笔者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将学生独立非法行医，类比为当前一些硕士、博士，还没从老师那里学习到多少知识，就被导师吩咐去申报课题、做课题、翻译著作、帮导师出书，以及本来是导师的助教，却完全成了“代教”，并说这些学生只是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以北大医院的见习医生为例，报道称他们的月薪只有1000元。

　　我注意到一个正在做见习医生的学生在我博客的留言，他说，“据报道，北大第一医院的见习医生，月薪1000元。你这是极不负责任的瞎说，我们现在一天累死累活，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还要交学费，请不要在这里以讹传讹，好吗？！我们现在已经被你们这些人逼到没有退路了啊！”

　　这是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留言，也许他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是在批评导师和医院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现实。依照基本逻辑，这个学生会说，我们哪里有1000元月薪啊，累死累活一分钱报酬也没有，请呼吁学校，不要不给我们教育，不要把我们逼到没有退路了。可他为什么却认为为他们说话的文章，是把他们逼到没有退路了呢？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担心别人指责为了1000元月薪，才去“行医”。如果是这样，这种担心令人心酸，不用说为导师打工，就是在国外博士培养中，很多博士都是拿全额奖学金，不用为生计犯愁的。在医院做见习医生的博士生，拿1000元的月薪，那是十分低廉的。他们或许担心，这一报道，会使1000元的月薪也没有。

　　二是他们担心今后见习机会减少，与导师、医院的关系变得微妙，毕业很难、找工作更难。累死累活、一分钱报酬也没有的学生，难道不觉得是教师、医院对他们不公平？但他们可以接受这种不公平：见习鉴定掌握在上级医生手中，能否在医院积累从医经验掌握在上级医生和医院手中，今后找工作，也有求于他们。如果因媒体的报道，减少了医院使用实习医生的数量，那么，他们从哪里去获得“累死累活”的机会？又怎样去谋求未来的职位呢？所以，他们可以忍耐把自己当“长工”、低廉的劳动力，帮助导师无偿干事，却反对“好事者”把这事搅黄了。

　　至此，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硕士、博士，能够或“心甘情愿”或一边骂着、一边接受做导师的“长工”：对于关乎毕业与就业大事的导师来说，硕士、博士只有忍气吞声做廉价劳动力，导师能给一点报酬，已经是恩赐。但我不认为这是硕士、博士生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医院实习的学生难道不知道相关规定？可是他们为什么却要独立行医呢？他们能抗拒导师的要求吗？他们能检举医院的违法行为吗？不用说给他们一个月1000元薪水，就是不给他们，他们也不敢。

　　这才是今天大学人才培养中的真问题。在现代大学制度中，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是统一在一起的几个基本特点。没有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教授的教育自主权、学术研究自主权无法实现；而没有学生自治，学生的受教育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导师制之下，没有学生自治，学生很有可能成为导师的“私人物品”、雇佣工，因为导师对于能不能资助你、是否给你毕业答辩，有决定性权力。而当有学生自治，导师的权力空间就受到很大制约，具体而言，学生如果对导师不满，可以换导师，甚至换学校；学生对导师有意见，可以将意见反映给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之下的教师事务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可对教师的不端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将出面与校方交涉，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在学校的董事会(或理事会)中，都有学生成员，代表学生参与办学决策与监督。

　　没有学生自治，学生们对现行教育管理制度的依附，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学生为导师打工的情况才会越来越普遍，学生们的权益意识也越来越淡漠，而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留在他们脑海中的，或只有现实的利益，而已经没有该坚持的法律与道德。改变这种情况，应把学生自治与学术自治一样，作为重要议题，纳入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

　　来源：熊丙奇人民网博客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