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需要法治而非“围观正义”

　　在重庆打黑审判中，75岁的刑法专家赵长青教授，以及多名律师，因为担任涉黑案被告人的辩护人，而成为话题人物，他们遭到不少网民的“扔砖”，甚至被斥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南方都市报》11月9日）

　　赵教授在为黎强辩护时指出:检方的起诉书中多为概括性的论述——“称霸一方，残害群众”，这种说法经不起法学上的推敲；且1849件证据无一指向黎强就是“黑社会”，所以“黑社会”的罪名不能成立。此言一出，无数网民怒骂为黑老大们辩护的律师无良，“为了钱出卖正义，为坏人说话”……每个人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每个嫌疑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已是法治共识。然而从黎强的律师被辱可以看出，我们的法治共识是多么脆弱。

　　这让我想到60年前的那场东京战犯审判。当时，中国方面觉得那就是走个形式，结果还不是杀头，起先便没有好好搜集证据，审判初期中国检察官大大咧咧，“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指控完了，引起法庭上嘘声一片。后来才慢慢学会用证据说话，和战犯的辩护人质证。然而，这种重实体轻程序、幼稚的“围观正义”，现在还有市场:一提到东京审判审期漫长，就有人说是美国包庇战犯。更有意思的是，电影《东京审判》中东条英机的辩护人，被刻画成穿着军裤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小丑，而其实清濑一郎律师是坚定的反战人士。事实上，没有清濑一郎的辩护，东京审判就不是一场公正的正义审判。同样，没有律师辩护的打黑，也不可能经受得了历史的检验。

　　现在，谢才萍怎样对待男宠，文强玩弄了多少女明星——种种八卦新闻满天飞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对于案情了解多少，基于这些认识的“民愤”、民意又有多少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守住法治的底线——廉价的民意、廉价的称颂、廉价的“青天”理想，将可能使中国的法治进程付出沉重的代价。

　　黎强只是个犯罪“嫌疑”人，你可以讨厌他，但最好在讨厌之前，弄明白他到底做了什么恶；你可以在“大合唱”中咒骂他，但你没权力剥夺一个公民接受辩护的权利。上海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