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　着眼亚洲　经营东亚

　　全球金融危机虽已接近尾声，但其划时代的意义却不可否认。尽管“去全球化”不可能成为主流，但危机的肆虐却导致了一个“强势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后危机时代，伴随着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反思，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对本区域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再认识；加之WTO多哈回合谈判前景不明，区域主义大有取代多边主义之势。

　　对中国而言，一个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机遇出现了。危机后，在东亚地区，撇开文化和地缘因素不谈，在经济方面各国已经与中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危机后其对中国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经营，以东盟的发展为基础，以中国-东盟、韩国-东盟和日本-东盟自贸区的即将建立为标志，一体化的东亚经济具备了雏形。更积极地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加速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实现多赢，业已成为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在内各方的共识。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东盟+3”(当时是“9+3”)对话机制的建立，从而为区域一体化奠定了体制基础，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则势必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其实，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张早已有之，东盟、日本和中国也分别按照各自的构想在推动。而当前区域一体化出现提速的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09年日本政坛的大变局。从鸠山首相、民主党和日本新政府的有关政策宣示来看，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已成为其施政纲领之一。在大选获胜、即将就任首相之际，鸠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他以充满政治激情和理想主义的笔调指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是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就经济一体化而言，他重点强调了建立东亚共同货币的必要性。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脱亚入欧”标志着日本对19世纪中国衰落、欧洲崛起的把握，以及通过拥抱欧洲实现现代化的抱负；那么目前其“疏美入亚”的姿态则反映了日本对21世纪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判断，以及在美中之前寻求新的平衡，以左右逢源、求得利益最大化的尝试。有鉴于此，日本现政府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路径的看法势必与自民党政府有所不同，以“10+3”(而非“10+6”或其他安排)为基础的机制可能得以确立，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可能性大大提高。

　　“东亚共同体”本身是一个不甚明确且不甚恰当的概念。这是因为，在目前阶段，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目标不宜过高，而应集中于经济领域。从欧盟的经验来看，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从经济到政治的转化是曲折的；而就经济一体化而言，从自贸区到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再到经济和货币同盟的进展也是缓慢的。这一过程在东亚可能更为漫长。特别是考虑到目前东亚各国的政治差异和来自区域外部的阻力，任何超越经济领域的一体化构想都很难实现。当前，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模式应是“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其第一步则是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国际经验，特别是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欧盟的一体化架构已经非常完善，目前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在政治方面(如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以及货币一体化的地域扩展上(欧元区的扩大)。欧盟的经验全方位地展示了区域一体化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全过程，而其经济一体化进程则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路线图。但欧洲的经验不能照搬，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和东亚经济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必然具有其独特性。比如说，以外汇储备池为基础设立一个“亚洲的IMF”(“AMF”)可能将成为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步骤，并为将来共同货币的推出打下基础。

　　一旦东亚经济共同体得以建立，世界经济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将最终确立。居于动态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核心，中国所能获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是巨大的。在目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下，中国应以更大的力度积极地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应大力强化“10+3”机制，充分建立共识，同时淡化领导权之争，实现东盟和中、日、韩四方共治的局面。历史经验表明，区域一体化中不存在名义上的领导权，关键在于实际上的影响力。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成长性，其在未来东亚经济共同体中的核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梁国勇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