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夸张的末日想象与不夸张的人世焦虑

　　这已经是罗兰·艾默里奇第三次“毁灭”地球了。从《独立日》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使现代文明遭遇挑战，到《后天》中极端气候灾害令地球遭遇灭顶之灾，这一次，《2012》将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天灾一股脑地召集而来。11月13日，《2012》全球同步上映。电影院里，火山、海啸、地震……所有天灾将观众裹挟在一个灰暗的世界里。

　　好比那一千个人心目中各自的哈姆雷特，关于《2012》影片本身的评价，舆论褒贬不一，但《2012》所激发起的人们娱乐之外的“恐慌”、所传递出的“末日意识”，却前所未有。

　　数字“2012”的惊悚，更多人的“恐慌”可能还是来自玛雅历法中“人类文明将在2012年12月21日后终结”的预言。有意思的是，生活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现代玛雅人现在却争相揭穿这一“预言”，他们对刚萌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相关产业，既感到混沌困惑，也对西方歪曲他们的传统和信仰感到愤怒。危地马拉祭司和精神领袖协会主席杰西·戈麦斯说，“玛雅文明中没有末日论。”“一切都在变成生意。”玛雅人痛斥《2012》是外来者对玛雅文明的商业剥削。

　　在玛雅人辟谣之外，美国宇航局NASA也急着出来辟谣。NASA坚称：“全世界有信誉的科学家都知道并不存在《2012》相关的这种威胁。”NASA还补充，“我们的星球已经正常运行了40亿年了。”

　　这一连串热烘烘的辟谣在消解人们对2012世界末日恐慌的同时，势必助长了影片《2012》票房的攀升。对此，有舆论认为这是最高明的不花任何成本的炒作。退一万步讲，即便其中有炒作的成分，它也巧妙地迎合了值得商业炒作的社会心理。人类可以不再相信2012年是世界末日的预言，但不等于人类内心没有恐慌。

　　反观这些年灾难片大行其道的现象，有水准的灾难片基本上拍一部火一部流行一部。如果说前期灾难片的风行源于受众对其特技视听方面的依赖，那么后期灾难片的走红，根本上还是源于人类自古有之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使得末世题材的作品迸发了新的市场潜力。

　　仅仅将目光锁定在2009年度，好莱坞量产的末日情怀的灾难片颇有群涌而来之势。当下热映的《2012》之外，从尼古拉斯主演的《先知》到描绘救世英雄的《艾利之书》，从纽扣小人战后求生的动画片《9》到讲述父子在末日中浩劫余生的《漫道》，尽管类型、剧情、元素与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均把原核锁定在“末日”身上。另外，韩国灾难片《海云台》也取得了不俗的反响。这些灾难大片不仅仅将灾难聚焦在末日来临之前，其中有的灾难片更是跳过了有关世界末日的景象，更关注末日降临之后的场景。

　　在这新一轮灾难片季发性流行之时，它的社会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自身商业价值，进而吸引了公众的关注。《第一日》的编剧兼执行制片人杰西·亚历山大表示，“对于我来说，我感觉自己像是住在一个充斥全球战争、经济萧条和资源匮乏的末世。”美国作家罗布·库特纳则表示，逃避现实一直都是提高电影票房收入的一个因素，它在最新的后末世题材潮流中也发挥着相当的作用。正因为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威胁和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制造出更加恐怖的场景，让人们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库特纳表示，“相比因为无法偿还贷款而丧失房产的赎回权，世界末日的到来更让人们担心。”

　　此起彼伏的灾难电影总是充斥着一定的悲剧色彩。有时候，悲剧色彩未必等同于消极。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有时候描绘“末世”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发泄，一种缓解压力的手段。在无法掌控的末日里，人们反而可以无所顾忌地去爱，去挣扎，去脱离麻木。不管这些灾难大片里的末日景象有多么惨不忍睹，生存和自救这两大元素永远都是不可剥离的精神内核。在末日来临前的英勇战斗、独自生存，乃至倾城之恋，这些情形或许都可理解为都市人化解避世情结、进行自我救赎的内心写照。

　　而另一方面，末世题材的灾难片一路风行，从某种程度上也映照出人类对于未来的担忧以及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举目之下，繁华的现代化背后，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破坏。人类在“进化”自身生活的时候，时刻也在感受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开始苟延残喘。全球气候变暖、流行病蔓延，终有一天，地球会不会因为人类自己本身而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呢？这些潜伏在内心的焦虑，正是来源于人类对自身隐秘欲望的深刻挖掘。那些末日灾难的想象，无不时刻告诫着人类，为了地球，我们应该改变些什么了。

　　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活多少年，没有哪位先知先觉者能给出确切答案，也没有谁能彻底平复人类古已有之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还好，有艺术在。大屏幕上的那些虚幻华丽的特效视觉，超越了现实主义思想的束缚，对当下的现实提出了警示，让现在的你我对未来的喜忧做着准备。由此来看，那些夸张着的末日想象，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承载人类焦虑现状的符号化存在。

　　陈方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