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鲁迅名言“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出自《写在〈坟〉后面》一文。

　　这句话是否值得商榷，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假如我们视它为鲁迅先生的“夫子自道”，并打算通过它加深对鲁迅性格和文风的了解，这句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台阶，方便我们拾级而上。如果我们不愿就此止步，试图把它放大成一条真正的格言，以指导后人的批评实践——正如一些人所做的——就颇可商榷了。

　　其实，鲁迅只是坦然介绍了自己的做法，并非有意提供一种榜样。就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提到：“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写在〈坟〉后面》按体例只是一篇跋文，那通常是作者与读者谈心的地方。鲁迅此文也是如此，当鲁迅表示自己常常“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时，他确实只是在向那些“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说说心里话，而不是向大众郑重“绍介”批评的方法。

　　所以，站在鲁迅立场上，他如此表白，只能使我“开卷有益”，而不会让我产生任何困惑。困惑的产生，来自别人不恰当的引用。我偶尔在他人文章里发现，他们把这句话抽离出文本语境之后，又一厢情愿地把它升华为一种批评准则。由于任何出自鲁迅先生的格言，在我国都难免成为一种榜样，结果，我们似乎受到了如下告诫：要批评别人，必须先勇于自我批评，只有像鲁迅那样“更无情面地解剖”过自己，我们才有资格批评别人。

　　在我看来，这纯属胡扯。不仅乖违了鲁迅原义，还把鲁迅的见解庸俗化了。

　　我想，就算我们非要把鲁迅这句话视为批评的方针，它大概也只适用于街坊里巷或所谓“班组学习”等场合，而无法在真正的公共批评(含文学批评)里指导实践。比如邻里闹纠纷时，那位出面仲裁者，一般就需要些受人认可的美德。假如大家断定他是那种“手电筒性格”的人，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他的居间调停，就不会得到尊重。国人擅长的班组学习活动，不管实际成效如何，表面上倒也是需要强调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当儿，所谓“自我批评”，俨然成了一张批评别人的有效执照：我之所以有权批评你，正在于我已履行过“自我批评”了。作为一种程序的“自我批评”，赋予批评者额外的道德优势，使他得以无后顾之忧地批评别人。这说来也有点虚伪，因为它可能给人这种印象：“自我批评”是假，批评别人才是真正的“醉翁之意”，从结果来看，自我批评甚至构成了一种交易。就此而言，即使我不认为那叫虚伪，也难免觉得对方庸俗。

　　当然，如果只是涉嫌庸俗，问题还不算严重。误读鲁迅名言的更大危害性在于，它会歪曲批评的本质，把原本“大路朝天”的公共批评诱入一条阴森的道德批评窄巷。众所周知，我们有道德文章的传统，一种高调的道德，通常总会给人带来压力。假如张扬道德的结果，客观上有利于道德的提升，倒还算一桩美事，怕的是，道德未必得到强化，批评的本质反被弄得不伦不类。真正严肃的批评，依赖于文本的客观化力量，与批评者的人格并不具有显见的关系。批评不是交易，它强调事实，注重理据，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批评即告成立。至于批评者是否先行解剖了自己，根本不属题中之义。比如我写一篇揭露剽窃者的文章，难道为了证明自己的批评资格，我还得不惮篇幅地介绍自己平素是如何遵守行文规范的吗？不，迹近搞笑了。(周泽雄) (来源：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