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调查“城市乞丐”群 佯装民工混进救助站

　　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北京科技大学大四学生徐洪业的作品《城区乞丐问题：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以京豫两地调查为例》获得了二等奖。由徐洪业带队的“流浪乞讨人员调查团”，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深入救助站，远赴“乞丐村”，追随着乞讨者的脚步，从北京的街头到河南的乡村，揭开了城市乞讨者真实生活的面纱。

　　咽下“脏烧饼”获得信任

　　徐洪业是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2007年寒假的一天，他在过街天桥上看到一位乞讨的老人：跪在地上，身着农村老奶奶常穿的那种紫色大褂，手里拿着一个多处掉瓷的饭缸，向每一个路人晃动着，饭缸里硬币撞击缸壁的声音、老太太嘴里絮叨着的含混不清的话语，与大城市繁忙的交通噪音极不协调地掺杂一起，引起了徐洪业的深思：她为什么来乞讨？她靠什么生存？也正是这一霎间的触动，引发了他对乞讨人员生活的关注。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徐洪业假扮成一个从家里跑出来的孩子接近老太太。“一开始的时候，她根本不搭理我，我让她带我去她住的地方，她说她住得非常窄，不带我去。”但当他吃下老太太从沾满油污的包里拿出的烧饼时，老太太开始对他有了信任。随后老太太开始和他拉家常，聊来京的乞讨遭遇，甚至和他讲述了乞讨者在北京的分布及“行规”。

　　回到宿舍后，徐洪业便萌发了对这一特殊人群进行深入调查的念头。随后，他在网上发出了招募调查团成员的帖子，并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半年后，一个由16名大学生组成的“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调查团”正式成立了。

　　乞丐日均收入二十到数百元

　　调查团调查的乞丐多位于南三环到南四环之间，如草桥、佑安医院附近，由于这些地方离车站较近，成为众多乞丐聚集的据点。此外，他们也走访过前八家、五道口、来广营、公主坟等地。“除廉价的房租(多为100到300元/月)外，乞丐的住处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数乞丐会与自己的老乡住在一起，如在右安门外就有一个江苏大院，来自江苏的乞丐多住在那里。”徐洪业说。此外，乞丐的住处受季节影响比较大。夏天乞丐多住在天桥下，冬天冷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去租房。

　　调查显示，不管是以乞讨为职业的职业型乞丐，还是因不可抗力而乞讨的困难型乞丐，他们的收入每天平均在20元左右。但是一部分如肢体畸形的乞丐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怜悯，每天收入多的可达数百元。

　　此外，欺骗型乞丐收入的高低一般由其骗术的高明与否所决定，骗术高明者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赚到上千元。“我们曾经亲眼见到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在学院桥附近某天桥上用粉笔写自己的"不幸遭遇"，刚写了个开头，一位中年男子便递给她一张百元大钞，她马上擦掉刚写下的三个字，下天桥坐车到人大附近，继续开始她的"写作"。”

　　孩子背着《孟子》乞讨

　　儿童乞丐是一个让调查团特别关注并为之心酸的群体。在北京站，活跃着两批不同类型的儿童乞丐：一种是由父母(一般是母亲)带领，用磕头、抱腿、拉扯等方式向站内旅客强行讨要的小乞丐；另一种则是没有亲人或被亲人遗弃的流浪儿童。前者数量较多，多采用“家族式”的作战方式；后者数量不多，但由于没有大人监管，因此比较容易接触。

　　北京站的小张浩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来自山东德州，由于小儿麻痹症，只上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了。母亲去世，父亲续弦后将他扔到北京站便一去不回。“他告诉我们，在北京站讨了五个月，已经有600元的积蓄了，等将来攒够了钱一定要娶个老婆。”更令人震撼和心酸的是，调查团的队员们在他包里发现了一本《孟子》的拼音读本，那是他花5元钱从地摊上买来的……

　　佯装民工混进救助站

　　徐洪业在调查时发现，几乎所有的乞丐生病都不会去看医生或买药，病情严重时就进救助站“养病”或者回老家治病。乞丐们积攒下来的大部分钱都带回了老家。尽管救助站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但大多数乞丐是不愿进入救助站的。在他们看来，救助站里生活单一，最重要的是耽误了自己的“生意”。徐洪业为了能真切了解救助站里乞丐的心理，决定走进救助站，与救助站内的乞丐进行零距离接触。“我们希望能进入救助站了解最底层的生活，但被救助站婉拒了。”无奈之下，徐洪业和另一名调查团的队员佯装成民工，企图混进救助站。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问我们的行李在哪，一下子就把我们问蒙了。后来我们就说是出来打工的，还没找到工作，想借救助站住几天才蒙混过关住了进去。”

　　两名大学生在救助站住了三天。“现在和我提水煮洋葱，我还心有余悸。”徐洪业说，救助站里的米饭管够，但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菜谱。“早饭是米饭兑水做的稀饭，午饭是水煮洋葱加米饭，晚上也还是水煮洋葱。”救助站里通常是六七个人住一间房，屋里空气不好，床铺通常是潮湿的。

　　最底层的生存环境让徐洪业难忘，但他也因此收获了第一手的调研素材。在救助站呆的三天里，徐洪业先后接触了来京上访的老尼姑、以跑站为生的女哑巴、为救助站打工的断臂老人、拉坠子兼算命的“兔子嘴”盲人、讨钱治病的淮北父子、人见人欺的小哑巴，腿上打着钢钉的东北大哥、背着儿女出来乞讨的民权老头……

　　在救助站时，乞丐李在玉告诉他们：“真正要饭的都没有进救助站的，除非有什么病啊灾啊或者天气实在太冷没法要钱的时候，乞丐们才会进来，主动进救助站的都是那些钱包被偷或者花光钱来骗车票的人。”

　　深入河南探访“乞丐村”

　　根据调查团结论，北京的职业乞丐中有44.44%来自河南，其次分别是贵州、山东、江苏、安徽、甘肃。而在这些省份中，乞丐又多集中来自于某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村落。调查团把目光瞄准了河南的民权县，因为有70%来自河南的乞丐都集中在这一带附近。

　　调查团选择的几个村庄位于中原腹地，黄河故道经过其北部，是典型的农业村。历史上因黄河泛滥，就曾有人外出流浪乞讨。近年来，村中人口大多外出谋生，其中，青年人多外出打工，妇女、老人多外出乞讨，部分妇女留守家中，从事手工业，日收入不足10元。儿童就学率偏低，至今这几个村中没有考出一个大学生。由于乞讨人数较多，成为远近闻名的“乞讨村”。

　　“外人说这些村十户中有七八户都是要饭的。但在我们对这些村进行调查时，村民们大都守口如瓶，我们只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及街头的孩子口中得知村子里外出乞讨的人不在少数。”徐洪业在走访“乞丐村”时发现，在这些村子中，没有一户像样的企业，村子里基本上见不到年轻人，一些留守的妇女都在纺一种用玉米皮做的绳子，比较能干的妇女一天能纺两斤多，但每斤只能卖2.5元。老人们则多赋闲在家。在这样的环境里，与其没活干，不如外出乞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更何况当地还有着这样的传言，早年出去乞讨的村民，现在都回家盖起了二层楼。

　　在“乞丐村”，乞讨并不叫“要饭”，而叫做“要账”。一位老村民说，“咱这不叫要饭，咱又饿不着，咱出去是要钱，也就是要账，人家给你就说明他上辈子欠你的，要账不是要饭，不丢人。”

　　“根据我们对静默式乞丐日均收入22.5元的调查数据计算，如果乞丐每年用200天进行乞讨的话，其收入为4500元，约为在家种地收入的4倍。”调查团的队员们说，“农忙种地，农闲乞讨”已经成为大部分乞丐村村民的致富经。

　　历时一年半，徐洪业先后深入了解了近50多名乞讨者的生活。在聆听了来自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倾诉后，徐洪业认为，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其实都有着并不复杂和奢侈的需求。他们当中很多人是由于生病或者家人生病，或者孩子上学才上街乞讨，而这只是为了得到一种安定的保障。他的调查团队也由此提出了建议：民政部门应适当提高短时救助标准，救助站应具备一定的生活环境，城管人员应加强对职业乞丐的认定和管理并对无赖式乞丐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集中救助”，以维护正常的城市生活秩序。此外，要严格将“救助”与“管理”职能区分开来，并为其分别制定不同的实施标准。党晓晖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