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20年，右翼思潮今如何？

　　柏林墙倒20年，右翼思潮今如何？

　　沈旭晖

　　柏林围墙倒下时，当时世人不少以为左翼思想已终结，此后右翼保守主义将成为普世信仰。讽刺的是，到了围墙倒下20周年的今天，经过新保守主义的多年进逼和金融海啸的冲击，象征冷战胜利的保守思潮却开始退减，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结束后，再也不能满足一般人对同情心或公义的需求。近日德语作家赫塔·米勒爆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是介绍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压逼，但也反映世人重新对冷战情结感兴趣，变相让新世代读者有机会重温冷战世代的左翼理论。要了解上述思潮演化，我们应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谈起。

　　“政治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学科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轰动一时、但现已变得老掉牙的“历史终结与最后一人论”，自称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框架，演绎整个人类历史为“优越性”（Megalothymia）和“服从性”（Isothymia）互为表里的辩证。他断言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已迈入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绝对年代，“绝对真理”已经获得，是为历史二元辩证的终结。

　　理论发表后，一般人只关注“历史终结”的部分，忽略了同样富创意的“最后一人论”。根据福山的人类演化观，当人类进化到“历史终结”阶段，人人绝对平等，人的基因就没有了追求优越的成分，只有服从的奴性，是为他所谓“不再求超越的奴隶”。基于这个理论，福山不鼓励任何福利、保障性质的左翼政策的落实，认为它们都是冷战的过时产品，反而建议在各个范畴保留、加强竞争体制，就算是婴儿爬行也要有争取锦标的运动家精神，以杜绝出现他所谓的“最后一人”。

　　学界对福山理论劣评如潮，不过市场对这个融合历史、哲学、生物学、文学的大杂烩理论感到新奇。后来福山加入新保守主义智库“美国新世纪计划”，成为布什远房幕僚之一。 “最后一人论”，也就成为新保守主义又一理论。

　　有见及此，美国左翼学者博格斯（Carl Boggs）为了回应冷战结束，也针锋相对地出版了《政治的终结》（The End of Politics）一书。他形容大企业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令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公众领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让一般公民和政党的参与变得可有可无，令建基于社会互信的社会资本大为下降，政客都是为同一利益服务，真正值得关心的人却无人理会；自由主义传统已经崩溃，新保守主义已经不宣而胜，结果社会没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来越不公义。

　　至于谁才值得关心、怎样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属左翼阵营的自由主义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此提出了《正义论》，希望填补共产主义崩溃后左翼思潮的空洞。这位近年声誉鹊起的学者，对自由和平等的对立问题其实采取中庸态度，既反对右派的纯市场机制和效益主义，又反对左派的纯分配机制和社会主义。在两制之间，他承认“能者多得”这个资本主义原则，前提是“社会最弱势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顾。然而，罗尔斯理论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段始终有限，直到金融海啸后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势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这个概念，比福山的“最后一人”更难得到清晰的定义。根据罗尔斯的说法，人之所以沦为最弱势，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家庭和阶级背景，比其他人缺乏优势，致令其天赋只容许他们得到较小成就”，所以他们的“运气”，也会结构性地糟糕。

　　罗尔斯的定义，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性的“阶级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赋”。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义，确实对一些阶级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会，但他们绝不怜悯天赋低的人。这就像学者批评学界的“英语霸权”，和学者以批评“英语霸权”来掩饰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实，是两个不同问题；一个学生因为天赋差而学不好英文，和一个天赋好而懒惰的学生不愿学英文，同样是两个不同问题。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没有转型能力”，例如韩国农民不愿接受市场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绝继续补贴农产品后，不愿转行到其他经济体系发挥，也是一个“天赋”低的问题。自由主义的正义，将“阶级”和“天赋”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已经是“不正义”。滥用的同情心，就是没有同情心，只会加速让人类变成“最后一人”。

　　冷战结束后“右翼群众”的诞生

　　在冷战结束后初年，右翼思想不但占尽上风，而且还催生了“右翼群众”。这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者曾经是自由主义信徒、保守主义的敌人。他们大多出身穷苦，至今都视民主党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罗斯福总统为偶像，认同国家对社会经济政策的应有监控，不像里根那样，认为这种监控代表极权。在1960年代，他们积极加入革命，自称托派，对群众运动相当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进派一样，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战结束，才得以掌握权力。

　　1965年创办杂志《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评论员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真正的现代新保守主义之父。他的儿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创立了另一本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被称为“小教父”。他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父子兵学者，因为其它近代美国思潮，都由政客或社会活动家主导，唯有新保守主义有复杂的理论背景，容易让相熟学者变成身兼政客的两栖类动物，并在近20年里，孕育了数十个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义者“觉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们目睹美国政府只懂“滥施”民粹福利，“导致社会价值崩溃，民间越趋激进暴力”。在他们眼中，自由主义者不但不纠正这种倾向，反而处处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这样想的人逐渐离开自由派阵营，自称“真正左派”，再称留下来的自由主义者为“新左派”。

　　过来人的经历，被一本布什称为“第二圣经”的名著详细记述。当我们考虑到布什会以“我喜欢阅报”来回应“你喜欢看什么书”一类问题，这本新保守圣经，更是不可不读。其名为《梦想与梦魇》（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题“1960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是学者马格奈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对象是民主党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以及他们分别“错误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和大社会改革。作者认为那个民主党朝代堆砌出福利主义的巅峰，个人自由化变成社会自由化，副作用包括离家出走、滥毒、同性恋、堕胎等“社会无政府”风气，“把美国伦理价值推向毁灭边缘”。约翰逊爱在白宫裸泳和举行“浴缸会议”，下台后曾以长发老嬉皮形象示人，也被当成为老不尊的坏榜样。

　　“改邪归正”的方式，据新保守主义者说，是减低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过分提供，但保留应有的新政传统，再增加中央对道德的引导，让上帝救赎。换句话说，由左转右的新保守主义者虽然和里根一样，信奉家庭价值、社会稳定、新教伦理，但他们同时视“新政”为美国立国根本，接受适度的经济干预和有限度的社会保障。这本书令马格奈特成为白宫座上客。

　　为什么新保守主义者要推翻“大社会”？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参考布什的另一本爱书：曾是共产主义者的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这本书最精彩之处，在于重构了基督价值观的“同情心”概念，认为美国教育从小到大，都“误导”国人，让同情心搞出福利社会，穷人才丧失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被蒙蔽适者生存的残酷事实，成为遗传性的“社会下层”。此外福利主义据说又会令家庭瓦解，因为无亲无故的综援局已经取代了传统家庭的经济功能，结果又是一连串道德伦理败坏的公式结局。奥拉斯基相信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个人必须独自争取机会，反对“绝对平等主义”，这就是所谓的“古典机会平等主义”。取消社会保障计划、让人公平竞争，据这逻辑推论，才是真正对穷人的同情。这就是布什挂在口边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这些新保守思潮，乘着冷战终结的余威，被宣传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普世价值；9·11后的两场战争，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扬开来。讽刺的是，今年世人“扬弃”新保守主义、重新思考种种左翼公义公平理论，甚至缅怀起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举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场金融海啸。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单独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与其说冷战终结代表历史的终结，倒不如说是一个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现对左右机制自动调节的能力，要再次出现像冷战时代、甚或布什时代的一边倒意识形态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