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入罪建议诠释的真相

　　“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11月22日《工人日报》）

　　建议增设“挥霍浪费罪”——这应该已算是一则近似“喋喋不休”的“旧闻”，因为即便根据有限的报道，也可以找出此前不少学者与专家的类似建议。不过，对反复“过度公款吃喝入罪”建议的一味支持与赞同，也许多了几分“义愤填膺”，却少了几分理性与对法律本身的度量。在笔者看来，以入罪遏止过度公款吃喝依旧是不可行的。原因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粗线条的法规，不应该过度介入“细腻”的生活细节。“过度公款吃喝”是具体而复杂多变的现实细节，如果其需要法律具体化地去一一应对，只能让法律与生活一同变得庸俗、失去张力，遏止过度公款吃喝其实更需要阳光财政，与公众监督。

　　如此说来，反复的“过度公款吃喝入罪”建议举动，比建议内容本身更有被追问的价值与意义。建议的反复被提出，已不在于过度公款吃喝所激发的民众“被伤害感”，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对遏止过度吃喝现有制度设计、与践行举动的失望感。一方面，公款吃喝费用每年高达数千亿元，另一方面，现有制度设计在遏止类似举动面前，似乎依然显得效果不彰。各种过度公款吃喝的丑闻，依然以“网友曝”、“发票曝”等形式，一次次充塞于公众视线内。反复建议举动依旧诠释了这样最简单的真相:在整体社会空间内，遏止公款过度吃喝之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与执行力度，还远远不够，至少公众对此还不满意。

　　“过度公款吃喝入罪”的建议，虽然失之粗放，但因为其缘于“正义的驱动”，并不值得苛责。但当这种建议被人大代表和专家反复地提出，就不能不引起警惕，因为其背后其实已经隐含了一种治理制度的失守，与民众情绪的愤懑——而两者蕴涵的危机可能，其实已不逊于“过度公款吃喝”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