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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病逝翻译界哀恸 赞其翻译了整个中国(图)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9年11月25日03:59
罗雪村绘
罗雪村绘

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年轻时的合影(资料照片)。
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年轻时的合影(资料照片)。

  11月23日6时59分,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病逝——

  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人物)

  本报记者 李 舫   

  2009年11月23日,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一切又与往常不再一样。

  后海边,狭长的小金丝胡同深处,那扇褐色老木门,门扉紧闭。塞在门缝的报纸,摞了一天又一天。“小金丝胡同6号”的标牌静静守望。街坊们也许未曾留意,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刚刚作别红尘。游客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这道灰墙之内,一位一度铸就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丰碑的学者,去了另一个世界。

  杨宪益, 1914年出生,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者。在欧美各大图书馆,他的译著整齐地排列,蔚为大观。

  他的神情像是看穿了周遭的百年世态

  杨宪益的病是2006年秋天查出的,一时间大家无法接受。“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老太太们心急如焚。可病人偏不在乎。久而久之,我们甚至都以为是误诊。”画家赵蘅说。这些年里,杨宪益最喜欢的外甥女赵蘅一直陪伴左右。

  “看惯了舅舅蓦然回首的神情,那么淡泊,那么平静,像是看穿了周遭的百年世态。”

  “恶性肿瘤,已转移到淋巴附近,病人已辗转多家医院。”在电话的那一侧,住院医生马洪明翻着杨宪益的病案,谨慎地说,“肿瘤的位置不好,在头颈部。”今年秋天,杨宪益病情再次加重,肿瘤位置靠近咽部,影响吃饭和发声,进食只能靠鼻饲。10月10日,他住进北京煤炭总医院。住院时,杨宪益吞咽、说话已有困难,甚至不时“影响到呼吸”。患病后杨宪益的身体就非常衰弱,住院期间仅靠“营养支持”,最终引发肺部感染。

  10月15日,医院决定为他施行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们都很庆幸。”赵蘅说,“尽管我们早有心理准备,舅舅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仍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些,再晚些。”对于一位已是95岁多病的老人来说,生命的终点近在咫尺。“每一刻,我们都在祈祷,能不能挨过这个生日?能不能平安地度过这个周末?”11月22日下午,“舅舅有些发烧,状况明显不好。”赵蘅在医院待到很晚,“因为是个星期天,我们都格外担心。”赵蘅说。“夜色沉沉,很冷很冷,我在心里为他庆幸,又平安地度过一个星期,明天,他生命的历程将要从一个新起点开始计算。”

  第二天一早,赵蘅被手机铃声惊醒,上面已是一长串未接电话,她赶到医院,却没有来得及同他告别。杨宪益的妹妹杨苡也是一位著名翻译家,居住在南京的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杨宪益已于6时59分逝世。杨宪益的另一个妹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敏如刚刚过完她的90岁生日。一南一北的两个亲人,闻听兄长的噩耗很是悲伤。“在与死神争夺舅舅的战争中,我们终于败下阵来。”赵蘅的伤恸何尝不是大家的伤恸?

  “杨先生在我们心里是位高山仰止的学者。”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老干部处处长武炜负责杨宪益离休后的生活,“他是国宝,我们对他精心照顾。然而,一切都未能如人愿,他的离去不仅是我们外文局的损失,更是中国翻译界的损失。”杨宪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1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浸润着他的学养与文字的人,都来同他告个别吧!”武炜说。

  他的译作诠释了“信达雅”

  今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于2006年设立,是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第二位获奖翻译家。

  杨宪益曾翻译过《离骚》、《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并与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一起,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学界慨叹,杨宪益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受到毛主席接见。周恩来当时特别向毛主席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自从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信、达、雅”就成为中国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这三个字可谓杨宪益毕生翻译事业的真实写照。”学界评价道。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杨宪益曾说:“我始终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他认为,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极尽翻译家的本事。

  薛鸿时翻译了杨宪益的英文自传《WhiteTiger》,这部自传2001年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时定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他的自传中不无伤恸,但令人感动的是,杨宪益将这些伤恸化为冷峻的幽默,读来令人思索,“淡泊,儒雅,有情有义有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薛鸿时说。

  在《漏船载酒忆当年》责任编辑、出版人韩敬群眼里,杨宪益是个“有趣味、有原则的真名士,关键时刻能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一般人写自传大多会陷入自恋、自怜的两重境地,可杨宪益在自传里对自己的成就不以为然,反而检点、反省自己的缺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基于此,韩敬群当年曾多次自费购买自己编辑的这本书并赠送朋友。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与杨宪益交往密切,“大约是在今年5月份,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他的状态还很好,我们谈天说地了大半天。”由于杨宪益曾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特约研究员”,叶廷芳一直视杨宪益为半个同事。“他是个性情中人,家里有时高朋满座,当人们谈兴正浓时,他时常蹦出几句恰到好处的‘打油诗’,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即使早年在牢房里,他的心理也不曾被扭曲。囚中那些爱斗的小偷、流氓在这位博学而风趣的囚友面前毕恭毕敬,天天跟他学唱《友谊地久天长》等外国名歌,聆听他吟诵中国古典诗文。他用知识感化着他们。”叶廷芳说。

  还有没有像他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

  在叶廷芳看来,杨宪益的去世是中国翻译界的损失。他说:“杨先生不但中文功底扎实,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英文水平也很高,他和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的《红楼梦》至今还是权威的版本,尚无人可以超越。”

  曾在1984年8月至1986年3月任中国外文局局长的范敬宜对杨宪益有着很深的印象。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他是个学贯中西的翻译家,这样的学者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骄傲。”但令范敬宜深感遗憾的是,国内的文学翻译界已经流失了大量的优秀译者。“很多有着良好语言能力和文化积淀的人,都转行去做商业翻译了。”

  “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需要译者深厚的学问和学养。”与文学翻译多有接触的王蒙谈起杨宪益有着更深的哀恸,他的作品《蝴蝶》、《夜的眼》、《说客盈门》等作品都是经过杨宪益的妙笔介绍到西方国家。“真不愿再听到这样的消息了,文化大家接踵而去。从季羡林、任继愈到杨宪益,他们是旧时代培养的最后一批大家,他们的名字撑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苍穹。他们的离去让我们更多地瞩目未来——在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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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ian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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