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到21000 北京律师30年变迁

　　北京市律师协会办公楼，11月23日下午2时许。

　　来到一层北向的玻璃门前，记者注意到，外墙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牌匾，上面镌刻着“北京市律师协会公益法律咨询中心”字样。

　　这里的负责人俞涛告诉记者，今年10月26日，这部热线电话正式开通，一号两线，每天有4名律师8小时值班：两人负责接听法律咨询电话，两人负责现场咨询，均是免费服务。为让更多人知晓这个新开通的法律咨询热线，市律协事先专门制作了公益广告，一天两次在北京电视台滚动播出，还在北京广播电台做了广告。

　　何洪岩律师摘掉头上的耳机耳麦，从电话机旁站起身接受记者采访。在他同侧的玻璃隔档那边，一位女律师则继续接听来电。据悉，像何洪岩这样自愿报名前来为这部热线电话提供服务并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律师，有400人之多。

　　俞涛的本子上有这样的统计：公益法律咨询中心挂牌近4周来，共接听热线1129个、接待来访184人次，主要涉及民事和劳动人事方面的法律问题。

　　守在律师咨询台的任宏伟律师已是第二次来这里值班了。

　　在公益法律咨询中心开启首日，他是第一拨值班的4名律师之一。当天，热线电话刚刚挂断就响起，现场咨询者在门外排队等候着，他几乎没有时间去为自己倒杯水或是去趟卫生间……

　　1979年8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有关部门向中共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委员会发出通知，成立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开始组建律师队伍和律师协会工作人员的调配

　　纸页泛黄的档案，记录着30年前恢复北京律师制度最初3名北京律师的姓名。

　　在北京律师协会办公楼的图书阅览室墙上，挂有一幅“北京律协终身荣誉律师”合影照片。站在照片前，周纳新一一辨认着当年的老同事，唏嘘着故世者。

　　上世纪50年代，周纳新来到北京市律师协会研究室工作。70年代后期，已经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周纳新，在院领导动员下回归律师队伍，参与并目睹了北京律师队伍成长至今的历程。

　　“北京律师事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周纳新说，“当初每走一步，我们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真是很不容易。”

　　今年65岁的王耀庭律师，年轻时看过一部前苏联影片《历史的教训》，片中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庭上慷慨激昂的自我辩护，坚定了他对律师职业的向往。1979年他放弃教师职业如愿以偿地当上律师，至今已历经30年刑事辩护律师职业生涯的风风雨雨。

　　坐在记者面前，王耀庭说：“我就希望，一个无罪的人经过我的辩护，被法院改判或释放了，不被法律追究。”

　　第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记得，自1981年开始初任律师那些年，曾骑自行车去秦城监狱办案。早上走，中午到，车后座上夹着铁饭盒，在大门外吃完饭后进监狱见当事人，然后再骑车回城里。

　　1982年4月，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当年档案里记载着：出席会议代表92人，列席会议律师工作者30人。

　　适逢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提速，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律师管理制度明显暴露出掣肘之弊。律师业如何迅速发展以满足社会需要，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1986年4月，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的通知》，决定从1986年起实行全国范围的律师资格统一考试，考试合格者由司法部授予律师资格。

　　1988年，司法部启动对律师体制的初步改革，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师体制从此开始全面改革。同年7月，全国首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诞生。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律师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制阵痛，为90年代更剧烈的改革大动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

　　1992年年初，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进行律师工作改革。短短几年，北京市逐渐形成国资所、合作所、合伙所等多种形式并存，以“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律师事务所为主体的格局

　　一份题为《关于深化律师改革的具体意见(讨论稿)》文件封存在北京市司法局1992年的档案中。文件内容涉及律师事务所人事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就律师个人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与律师切身利益有关的“大动作”———解决律师事务所的人事自主权、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解决办公用房、设备、医疗、养老、保险等问题。

　　改革开放大潮促成了优秀人才向首都律师行业的大汇聚。律师业迅猛发展的广阔前景，让许许多多的人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来自中央机关及国家行政部门有法律资格的干部，来自司法机关辞职的法官、检察官，来自外地的律师精英，还有海外归来的法律人士，大家纷纷“下海”当律师。

　　宁宣凤律师告诉记者，她是1995年从加拿大回来直接加入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所的3位创始合伙人都曾经与她共在一个单位，是关系要好的同事。

　　海问律师事务所的江惟博律师告诉记者，1992年海问律师事务所成立时，目的是为了做证券方面的法律事务。最开始是一些国外回来的“海归”，这些人有的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工作过，有的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回来时认为应该搞中国证券市场。于此，中国的第一支B股上市是海问所律师做的；中国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H股，也是他们做的；中国第一个去纽约上市的，第一个去香港和伦敦两地上市等这些开创性的业务，都是他们做的。

　　1993年3月，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确认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等24家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资格。

　　律师业体制改革大潮的迅猛势头让人有些眼花缭乱。1994年3月，北京市国证律师事务所作为北京市第一家以合伙人共同申请成立的律师事务所被批准成立。仅仅1个月后，3家以个人姓名命名的律师事务所也经批准成立。

　　1995年10月，北京市司法局召开第四届律师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51名执业律师组成的第四届理事会和9名律师组成的常务理事会，改变了原有律师协会行政管理模式和行政官员占主要成分的组织模式，使律师协会真正成为律师行业的自律性组织

　　“选我担任北京律协第四届会长时，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没自信。”武晓骥律师对记者坦诚相告。

　　他说，在担任第四届会长期间，他至少有一年半到两年是在适应角色、进入角色。直至最后一年，才算是对律协工作的方方面面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思路了。设问自己任职两届会长期间干了哪些重要工作，武晓骥认为：是对整个律师行业管理架构、行业管理内容、行业管理规则以及行业管理方法等事务的构建。

　　李大进回顾2005年以来的律协工作时告诉记者：“我们这届协会非常幸运地赶上国家发展进程中很多的重大事件。北京律师和北京律师协会从来没有在如此多的方方面面承受巨大的社会责任压力，从来没有过。”

　　为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北京律协组织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活动，包括成立“奥运与城市管理立法咨询顾问团”、组织专业委员会就奥运城市环境建设工作提出法律意见和建议、招募34位律师组成绿色家园媒体村语言中心律师志愿团、组成的体育仲裁志愿律师团等等，还有更多的北京律师在奥运期间通过进农村、进社区、参与息访息讼等工作，为维护首都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举凡南方冰雪灾害赈灾、汶川大地震捐款、筹建希望小学、资助贫困母亲、进社区下农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北京律师的身影及时出现在一个个危难时刻、出现在一个个困苦百姓的面前。

　　北京律师规模全国最大，规模较大律师事务所全国最多，律师人数为全国之最，高端业务市场独占鳌头；与此同时，北京法律服务需求旺盛，满足需求有难度

　　从SK大厦36层临街的会议室俯视，是北京长安街的最东端，车流如蚁行。这里是第八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张学兵所在的律所。

　　此时，距纪念北京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周年大会仅有3天，头绪繁多的会务筹备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眼下正临近尾声。张学兵的工作时间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面对每年增加两三千名律师新人的现实，在履新不久的第八届北京市律协班子的棋盘上，哪几颗棋子对总体布局至关重要？

　　张学兵向记者介绍了新一届律协班子的未来工作和思考要点：

　　2009年，首都北京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经济发展优质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管理集约化、城市发展国际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态势。眼下最急迫的工作指向，是要着眼于律师培训和提高律师专业能力；着眼于如何提升北京律师整体社会形象，打造一支关心社会、实现公民责任的队伍；着眼于如何确保建立两级的管理体系，通过区县律师协会的设立，来加强对律师行业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即将召开的纪念北京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周年颁奖庆典大会，之所以将主题定为“光荣与使命”五个字，其中饱含着对既往的自豪和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要抓好律师继续教育和执业培训，密切联系广大律师，不断完善和改进我们的服务，努力提高律师的执业水平、执业视野、执业能力。”张学兵说。

　　他同时坦率地承认，从真正意义上让律师人人般配“首都律师”这四个字，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北京律师协会将尽最大的努力，为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做好工作。只有这样，北京律师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中国律师业发展引领者的地位、保持敢为天下先者的称号，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