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成医患经济对立焦点 医学被指淡忘使命

　　卫生部两难

　　资源浪费之外，其最让人诟病的，还在于一些医院因添置了设备而引发的诱导需求，俗称“大检查”。

　　《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

　　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宪法2008年在媒体专栏中写道：“患者在医院接受检查治疗是一个被动消费的过程。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过多，超出合理检查治疗的资源需求，医院可以通过过度检查治疗将配置成本转嫁给患者，自己无需承担不合理资源配置的成本代价。”

　　为避免医生动辄让患者做核磁、CT等大型检查，卫生部在《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年版）》中，明确将CT检查阳性率≥70%、MRI检查阳性率≥70%等指标列为三级综合医院评价指标参考值。换言之，接受CT、MRI检查后确有问题的患者要占到检查总人数的至少七成。

　　李晔雄认为，“在大型医用设备的配备上，卫生部是比较保守的，他们担心一旦放宽设备的配置许可，一些医院就会诱导需求，导致医疗费用支出迅速上涨。”

　　陈啸宏在“2008年全国卫生系统基本建设和装备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型医用设备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资金投入量大、运行成本高、检查治疗收费价格较高；二是应用技术复杂，对医务人员素质要求高；三是大型医用设备的适宜配置可发挥火车头作用，对提高医疗机构临床诊疗能力效果明显。人民群众对大型医用设备诊疗服务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费用、质量和能力三个方面。

　　陈啸宏说：“管理松一些，设备配置多一些，人民群众对服务能力会满意，但会抱怨费用高和质量差；管理紧一些，设备配置少一些，人民群众对费用和质量会满意，但又会抱怨服务能力低。”

　　在国务院近年来大量削减行政审批项目的背景下，2004年，卫生部、财政部等部委联合颁布《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2005年卫生部又出台《全国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指导意见》，2008年，卫生部又制定出《卫生部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审批工作制度（暂行）》，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的审批制度逐步强化。

　　媒体评论旋即指出：“报批、论证与审批等诸多环节均在卫生系统内部进行，而以医疗机构在本系统内的‘人脉资源’及其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大型医用设备购买报批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实质性作用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此种报批制度未对大型设备的使用环节进行规范，对医疗机构利用大型医用设备对患者滥检滥查现象无遏制能力，故而“仅在大型医用设备购买上设限还不够”。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空军总医院放疗科主任夏廷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放疗学科乃至放疗学界发展的关键是获得设备配置许可和安装设备。因此，在设备配置上采用‘宽进严管’的监管政策，即设备配置相对宽松，而设备使用监管非常严格，可能更有利于缓解看病难、治病贵的矛盾。”

　　白知朋说：“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重视大型医用设备的管理，提出合理配置、有效利用这八字方针，但这短短8个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太多心得。”

　　“天使”或“生意人”

　　“医学装备本身不是坏的，关键在于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你拿它当摇钱树，当赚取利益、增加经费的方式，极端的甚至去搞开单提成，那它就容易走偏。”白知朋说。

　　据他介绍，大型医用设备早已成为医院吸引病人、赢得竞争的必要条件。“一家大型城市医院成功地引进一套大型医用设备，就如同在当地医疗市场占领了一块技术高地并由此形成竞争优势。”

　　他同时表示：“医院没有好设备就无法吸引患者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例子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医院一年获得的财政经费甚至连垃圾处理费都交不起。”

　　白知朋亦不否认医疗器械能带给个人的利益。“这方面的诱惑是有的，违法的贿赂、回扣且不论，目前来说，出国学习、参观考察都是可以的。”

　　2008年，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健康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医患携手共建和谐》，文中披露：“现在，各级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平均只有医院支出的7%左右，有些大医院只占2%～3%，有的甚至要求医院上缴部分收入。医生的工资福利待遇、医院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基本上都靠医疗服务创收解决。”

　　高强认为，“这种体制实际上把医患双方推到经济利益对立的地位。医生增加收入，患者就会增加负担；而减轻患者负担，医生就会减少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告诉本刊记者：“医院要赚钱，赚钱就要扩大规模，扩大规模要有资金，资金靠贷款，还贷款就逼迫医生进一步赚钱。这是资本本性所致，不是任何人能救治的。”

　　他认为，政府保障医生获得高收入的办法是通过卖药、卖检查给病人，让医生收入与病人缴纳的费用挂起钩来。这样，医生在考虑救治病人时，就不得不同时考虑病人能缴纳多少费用，因为这关系到医生和医院的收入。于是医生就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他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他是卖药、卖检查的生意人。

　　“这双重角色之间往往会发生利益冲突，结果是，少数医生的天使角色可能战胜了生意人的角色，但恐怕多数医生是生意人角色战胜了天使角色，患者的最佳利益让位于医院和医生自己的经济利益。”

　　面对这种体制机制性困境，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8年深化医院管理年活动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一定要从坚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宗旨出发，来考虑医疗机构的发展，而不能把创收作为主要任务。”

　　陈竺提出，“希望将来大医院的领导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更多地谈我们在惠民服务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在使用基本药物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在降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重大疾病的死亡率、致残率，提高生存率、康复率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啸宏亦在“2008年全国卫生系统基本建设和装备管理工作会议”、“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等多个场合申明，“医疗机构要利用适宜医学装备为群众提供适宜服务，不再单纯依靠增加大型设备、提供昂贵检查来吸引病人和发展医院”，“大型医用设备不应是医疗机构‘赚钱’的利器，医院发展不能走高投入、高收入的规模扩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