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演讲集》(组图)

侯 军

　　　　杨振宁先生在我的新闻生涯中，曾经起到过特殊的刺激作用和激励作用，这一点他本人自然想象不到，而我也丝毫没有借名人以自重的意思。我之所以这样讲，皆缘于我在上世纪80年代对他进行的那两次采访。

　　第一次采访是在近二十多年前，我突然接到指令：到南开大学去采访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我当时甚至并不清楚这个科学家就是杨振宁先生，是在到达预定的采访地点之后才被告知的。我因为是当地一家大报的记者，才被获准单独采访15分钟。但是我却在那次采访中遭遇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滑铁卢”——当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杨先生就皱起了眉头。他沉吟片刻，便起身找来了几份资料，然后很客气地对我说：“请记者先生回去先读一读这些材料，好不好？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想恐怕很难在15分钟里解答清楚，也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它太……哦，因为它在这些资料里，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我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甚至记不起是怎么告辞出门的。那次失败的采访给了我一个强刺激，使我开始悟到：一个记者要想获得采访的主动权，别无他途，只有先使自己充实起来。新闻这个行当常常被讥刺为“新闻无学”，记者也常常被讥刺为“最无知的一群”，这绝不是偶然的。与其去辩解，不如去发愤。从此，我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路向，并且在几年之后开始倡导“记者的学者化”。

　　第二次采访杨振宁先生是在1986年6月，此时我已经是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了。我带领一位刚毕业的女记者前往南开大学采访杨振宁先生和陈省身先生。这次采访的竞争更加激烈，条件也更加苛刻——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只能“分享”区区5分钟时间，而且事先还被告知：因为日程安排很紧，杨振宁先生只能回答3个问题。然而，令我至今感到欣慰的是，这次采访我们大获成功：由于我事先做足了“功课”，给记者设计的问题——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与陈省身先生的师生缘切入，再引出陈省身教授与杨振宁的师生缘——一下子引发了杨振宁先生的谈兴，问题一经提出，杨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由这一话题所引发的后面的提问，也只能由我们的记者包揽了——毕竟其他记者没做这方面的准备，他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了。简短的记者见面会结束后，我们又获得邀请随同杨振宁和陈省身前往参观天津名刹大悲院，一路上又采访到很多鲜活素材。当晚，记者连夜写成一篇通讯《双星会南开》，刊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头条。这篇作品后来还得了全国好新闻奖。

　　那天，在陪同杨振宁先生参观的过程中，我有几次机会与杨振宁先生直接交谈，很想趁机告诉杨先生我就是当年被他“婉拒”的那个不称职的记者。可是转念一想，杨先生是接待过无数记者的大科学家，哪里会把一个新丁的事情放在心上？况且，在我看来是件大事，在他那里不过是小事一桩，实在不值一提。因此，话到嘴边儿，又都咽了回去。

　　说起我所收藏的这册《杨振宁演讲集》，也颇为有趣。那是在1990年元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本书的首发式，我应邀出席并且得到了一本赠书。我当时立即想到请杨先生在书上签个名，留作纪念。可是杨振宁先生坐在主席台上，我如果贸然上前，既不够礼貌，也会干扰会场的秩序。正当我无计可施之际，忽然发现范曾先生作为杨振宁的好友，也出现在主席台上。我不禁心中暗喜。利用范曾先生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的机会，我把那册新书交到他的手上，请他代转杨振宁先生签名，他慨然答应。这下，我可以安心听会了。我亲眼看着范曾先生在发表完热情洋溢的演讲之后，把我的那本书交给了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当即摸出一支笔就在扉页上写了起来。写罢，又把书传回范曾先生。我目睹大功告成，自然开心得很。谁知散会之后，范曾先生却匆匆走来，一脸无奈地跟我说：“你看你看，杨先生没弄清楚，我也没说明白，这本书让他一签名，倒成了给我的啦……”我连忙打开扉页一看，只见上面竖写着三行小字：“范曾兄：谢谢你的题字（《杨振宁演讲集》的书名为范曾先生所题——作者注）。你的富有文学味道的发言也是我应致谢的。振宁九○年元月。”毋庸讳言，我当时一看到这个题词，确实有些失望。但是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只得把书再次交到范先生手上。我说，这本书是杨振宁先生感谢您的，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只能由您珍藏了。我会再买一本书，找机会再请杨振宁先生签字吧。

　　范曾先生把书接在手里，思忖了一下，说，我见杨先生比较容易，你要见他可就难了。这本书本来就是你的，还是由你收藏更有趣味。这样吧，我再给你题个字，就算是我转赠给你的！说着，范先生提笔在扉页上题了5个大字“侯军好藏之”，不但签上名，还专门把书带回家里，加盖了两方大印，以证真实不虚。于是，这本《杨振宁演讲集》便成为我所有签名本中最独特的一件珍品，它不但记录了一段有趣的书缘，更凝结着一段深挚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