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宏观调控应从“定点”转向“区间”

　　专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宏观调控应从“定点”转向“区间”

　　本报记者 马晖、孙雷 北京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步入“倒计时”。而此刻的中国经济，也正步入微妙而关键的时期。

　　单纯从经济增长指标看，中国经济已经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率先在全球复苏。然而，这种复苏的基础是否稳固是否可持续？政府强力投资刺激逐步减弱后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内生性增长如何形成？这一切，正成为政府、市场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在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已经传递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0年经济政策的“风向标”信号——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结构”确定四大方向，促进消费需求、鼓励民间投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看到复苏同时，我们还必须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存在的脆弱性问题。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化解经济风险的根本保证。”11月30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给出这样的政策建议，并对本次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前瞻。

　　这位多次为高层就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献计献策”的资深学者表示，依据我国三十年来历史经验数据以及未来发展条件，当前经济增长控制在8%—11%，物价控制在1%—7%的幅度之内是可行的。“宏观调控从‘定点调控’转向‘区间调控’势在必行，是防止政府干预妨碍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他说。

　　中国长期低消费率使人力资本积累停滞；长期的高投资加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可持续风险加大；长期的出口导向形成了发展路径依赖，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外贸发展质量长期低下的巨大反差，加大了对外部门经济的脆弱性。

　　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脆弱性和风险相互放大，最终使整个宏观经济变得脆弱。刘尚希据此提出，当前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应建立在有利于发展方式转换的基础之上。“无论是保经济增长，还是抑通胀，都应有助于遏制消费率下滑，这是衡量宏观调控是否恰当的一条基本准则。”

　　中国经济脆弱性隐忧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即，人们都在纷纷评估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及未来的走势、政策如何应对。你怎么看？

　　刘尚希：按照不变价格初步估算，我国2009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了7.7%，并呈逐季递增态势。按照这种趋势，今年经济增长达到8%无任何问题。单纯从经济增长指标来看，我国经济已经在全球率先复苏了。

　　但看到复苏迹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存在的脆弱性问题。尽快转换发展方式是化解经济风险、避免经济因自身原因而下滑的根本保证。

　　《21世纪》：经济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尚希：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及其风险，从三个方面在时间维度上同时加大。

　　一方面，长期的低消费率使人力资本积累停滞。另一方面，长期的高投资加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可持续风险加大，同时促使分配差距拉大，并相互推进，形成生产系统的自我循环和消费的不断萎缩，发展动力不足。而且，高投资形成的巨大产能和现实需求构成了能源、资源和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压力。与此同时，长期的出口导向形成了发展路径依赖，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外贸发展质量长期低下的巨大反差，加大了对外部门经济的脆弱性。

　　出口、增长与就业构成的“外向型三角关系”使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失去自主性，越来越被动。薄利多销带来的巨大出口维持了脆弱的增长和脆弱的就业，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越来越高的对外依存度，也许其本身不是问题，而是高成本、低收益的这种外贸发展方式削弱了自己，从而使得过高的对外依存度转换成为高脆弱性，加大了风险。

　　《21世纪》：这种脆弱性的相互叠加，将怎样影响危机后的宏观经济走势？

　　刘尚希：最终会使整个宏观经济变得脆弱。这种脆弱实际上就是我国经济的慢性病，国民经济“体质”下降，抗拒外部风险的能力下降，稍感风寒就会生病。危机后的宏观经济走势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若按照不确定性程度来排序，就会产生如下序列：出口＞投资＞消费。若经济增长愈是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则增长就越不稳定，波动性大。而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消费是实现平稳发展的“定海神针”。我国的消费率是不断走低的，这使经济增长的动力自然减弱。

　　在以低消费、高投资和大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方式没有调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都会加大。近期看，通过政府的强力投资刺激，增长似乎不是问题。但政府的这种强力投资刺激能维持多久呢？

　　显然，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保增长，而是政府强力投资刺激逐步减弱后的增长动力问题，也就是内生性增长如何形成的问题。

　　提高消费率是关键

　　《21世纪》：中国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应该如何作为？如何促使经济实现内生性增长？

　　刘尚希：我的基本建议是，总量政策保持现状，结构政策加大力度。

　　总量政策不宜力度过大，其变化也不宜过于频繁。总量政策往往直接影响总需求，而对供给的直接影响小，如货币政策对总需求有明显效果，但无法刺激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的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多地使用结构性政策，有针对性改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如适度放松基础产品的价格管制，改组垄断性企业和行业，等等。

　　总之，所有政策措施的实施不仅要有利于缓解眼前的问题，更要有助于转换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问题后移而导致风险累积。

　　《21世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已耳熟能详，但其进展一直不尽如人意。

　　刘尚希：应当说，转换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已经成为政府的一种明确认识。但认识到了，并不等于能够做到。

　　迫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中国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从当前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来看，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这些年来甚至在逆转。这表明，转换发展方式不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原有的发展方式反而被进一步强化。

　　我们的经济政策偏重于短期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物价、就业等指标，以为这些指标达到了预期就万事大吉。这些指标无法显示出发展方式的变化及其进展。这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短期宏观经济状况方面，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得了经济慢性病而不知道。

　　三十年来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可发展方式的变化与此形成了鲜明反差。要使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发展方式的变化同方向，就当前来看，其要满足的条件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长率的变化应当有助于提高消费率、而同时降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

　　因此，当前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应建立在有利于发展方式转换的基础之上。无论是保经济增长，还是抑制通胀，都应有助于遏制消费率下滑，这是衡量宏观调控是否恰当的一条基本准则。

　　《21世纪》：该如何有效提高消费率？

　　刘尚希：就当前情况来说，一方面可以从改善收入分配入手，提高新的“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加大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完善税制结构等手段来逐渐改善。

　　另一方面，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扩增公共消费，如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低保、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障等等。这是降低私人消费预期不确定性和加快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本途径。

　　应有一个明确的提高消费率的规划，如五年规划，把各项政策都放到这个规划中来。只有这样，扩大内需，转换发展方式才不会变成“相机抉择”，时而重视，时而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