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瞭望：哥本哈根大会要过“四道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以下通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旨在达成一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公约》的192个缔约国在今年已经举行了5次谈判,但由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和原则、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减排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需的技术和资金来源等四项关键性议题上分歧严重，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要想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必须设法越过“四道坎”：

　　第一，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和原则。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中最基本的一个条款就是实行双轨制谈判：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完成其减排目标，同时承诺2012年以后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主要是指美国）则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今年9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4次谈判过程中，欧盟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脱离“巴厘路线图”的新要求，主张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其实质是试图抛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2012年以后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要求它们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这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而坚决的反对。

　　第二，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即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至少比1990年减排50%，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减少80%以上的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在“巴厘路线图”中作出的“在2020年应比1990年至少减排40%”的承诺。

　　目前，仅有挪威承诺2020年比1990年减排40%。欧盟承诺到2020年减排20%，并表示如果美国、中国和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设定合理的具体减排目标，欧盟将相应地把2020年的减排承诺提升至30%。日本新上台的鸠山由纪夫承诺2020年比1990年25%。但美国只承诺4%左右,而且设定这一目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尚未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目前各国在中期减排目标、责任和时间表方面，却分歧严重。美国在减排承诺和力度远低于欧盟和日本的情况下，不但不愿承诺增加减排量，而且试图说服和强迫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设定2020年之前的具体减排目标。欧盟和日本对美国消极减排明确表示不满，但同时支持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施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基于历史责任、公平原则、发展阶段的考虑，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到2020年应在其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排40%。如果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拒不履行其在“巴厘路线图”中作出的承诺，必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争吵和分歧。

　　第三，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减排问题。中国和印度目前已分别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和第四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在历史积累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上，中国和印度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欧美等发达国家强烈要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此次大会上承诺具体减排目标，而后者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已明确拒绝了发达国家的要求。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必然导致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大，因而依赖较为低廉价格的化石能源作为动力的碳密集度即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也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居高不下，既高于传统的商品能源消费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也高于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技术密集度高的后工业社会。此外，这些国家的人口仍在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仍需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11月公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显然不具备承诺绝对量的温室气体减限排目标的条件，也不可轻言排放量峰值的准确时间。

　　这并非表明发展中大国不愿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义务。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减排成效和承诺已相当可观。例如，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已经在2005年的基础上累计降低了13%，有望实现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的指标。这相当于少排放了二氧化碳15亿吨以上。胡锦涛主席今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作出了了一系列的重要承诺，包括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等。

　　此外，发达国家在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排放”，也应该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进程中加以讨论。美国《自然地球科学》最近刊文指出，发达国家从根本上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排放负责；以中国为例，2002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中有50%来自于出口生产，中国2005年的总排放量中有30%来自于出口生产；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今年夏季时曾一度倾向于美国消费者对这些排放承担部分责任，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政府很快压制了这种说法。

　　如果欧美等发达国家只忙于以“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和第四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为由，强制后者设立可量化的减排目标，而不顾及“转移排放”的事实，以及后者所处发展阶段客观上会增加排放总量的大趋势，已经举步维艰的气候谈判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第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需的技术和资金来源。由于发达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率先减排垂范，并在资金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发展，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在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承诺减限排具体目标的同时，在资金和技术上却雷声大雨点小，不愿向后者提供实质性援助。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据英国评估，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份“气候跟踪”报告称，要实现欧洲立法中已设定的、美国即将设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到2020年，全球需要近3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在发达国家中，目前仅有欧盟表示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争取提供50亿至7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缺口非常大。

　　在技术转让领域，发达国家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从1994年《公约》生效到现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和措施寥寥无几；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把资金提供和技术转让列为两个主要议题，但从目前国际形势来看，达成相关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总之，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只有跨越上述“四道坎”，才可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否则，只会达成一项不具法律效力的政治性宣言或承诺。但是，此次大会将为2012年之后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最终达成打下基础，并且推动各国尽快走上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作者为人民网记者，即将赴丹麦全程报道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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