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媒体报道中国 逐步去简单化中国图像

　　近年来中国国力增强，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媒体的瞩目。本文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中国国庆报道为样本，对其进行研究，发现美国主流报刊在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同时，力图更完整深入地了解中国，呈现出一个逐步去简单化的中国图像。

　　一、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庆报道的角度

　　本文对《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从今年9月至国庆期间所有报道进行分析，发现两家报刊都非常关注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个话题。《纽约时报》共有30篇文章与这一主题有关，其中涉及国庆大典的准备（6篇）、国庆大典的现场（5篇）、中国的发展道路（8篇）、中国军力增长（3篇）、外界的反映（8篇）等5个方面。《时代》周刊也有7篇报道与此相关，9月28日更推出封面报道《中国六十年：通向繁荣之路》（下面简称《繁荣之路》），显示出对中国发展的极大瞩目。《时代》周刊网络版还专门制作了《现代中国的形成》和《重新看老上海》的图片集。

　　总体来看，《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试图全面解读新中国60年发展道路，其报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1.承认、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就

　　《纽约时报》在两篇描绘国庆大典现场的报道中，将中国的发展成绩嵌入背景信息，把中国描绘为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广泛拥有家用电器和汽车，广泛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等，并且还是美国在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和核问题过程中积极寻求的支持力量。

　　该报关于中国华西村发展的报道（《中国最富裕的村庄，一个“资本主义”的公社》，9月28日），详述了华西村如何在老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率先解放思想、尝试乡镇企业的体制创新，从三餐不继的贫困之村走向户均资产达到15万美元，年销售额达到730亿美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微观个案展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纽约时报》9月30日还刊登了题为《中国成功背后的八大理念》的专家评论，认为包括“实践检验真理、重视人民生活、突出全盘思考、强调政府的领导作用、重管理成效而非所谓的"民主化"、提拔重实绩、擅长"拿来主义"、多元化下的和谐社会”等中国的创新思维，应该成为美国发展的思路借鉴。这在以往的美国涉华报道中是不多的。

　　《时代》周刊的封面专题报道《繁荣之路》则历数中国在走向自由开放和经济改革之路上，经济、科技、教育、人民生活水平、知识分子待遇、军力发展程度、社会的自由度、政治民主开放程度、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等各方面的成就，并以翔实的数据和案例加以说明。如此大手笔地盛赞中国成就，也是历来较为罕见的。

　　2.揭示、剖析中国发展中的问题

　　无论是报道国庆阅兵现场还是梳理华西村的发展道路，《纽约时报》在聚焦中国成就的同时，都会随之提及一系列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以及民族问题等。比如关于华西村的报道就提出，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并借美国学者之口指出，这折射出整个中国“有者”和“无者”之间的鸿沟。

　　《时代》周刊的《繁荣之路》也认为，每一次改革都会产生新的挑战，中国仍“任重而道远”。比如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包括医疗、教育、环保及其他社会服务。因为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不断提升，已不满足于个人财富的增长。同时文章又再提“中国威胁论”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崛起”引起外界的不安，会引发外交摩擦。最后在结尾，文章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国家，让人们无法预测。

　　3.对中国体制复杂性的探讨

　　这一次《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对中国报道的一个重要角度是：在中国改革发展取得成效之后，探讨剖析中国的体制，并且不再像过去简单加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集权”制这样标签式的概念，而开始正视中国体制的复杂性。

　　《纽约时报》有6篇报道涉及对中国体制的分析探讨，差不多占了20％的比例。有的认为中国体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有的探讨中国“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关系；有的则研究中国注重实际效益，不谈“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政策；还有的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纽约时报》9月26日的《中国的吴敬琏仍在说话》提出，“中国政府在一种混合型的经济体制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9月30日的《展现中国骄傲的那天，不再对意识形态感兴趣》着力突出中国政府不再执着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专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实绩赢得人们的支持。文中还特别引用了一个热衷于与西方媒体抗衡的作家的话：“我不是党员，但是我认为应该爱党爱祖国，现在中国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则在分析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与不变后认为，还需要满足更多的期望，才能保持其合法性。4.密切关注中国军力的增长

　　《纽约时报》有6篇有关国庆大典的报道都突出描绘了中国军力的展示，另有3篇文章专门报道中国军力的提升，总共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报道一方面描绘了中国军事实力的壮大和自信心的提升；一方面又在揣测中国军力的发展方向，并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分析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比如9月21日的《中国称其武器装备堪比西方》指出，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搜集情报的侦察机频繁“受扰”，并认为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地区性军事力量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加大。《时代》的《繁荣之路》则认为中国军力在很多方面已是亚洲最强，虽还不具备全球打击能力，但已引发地区隐忧。

　　二、美国媒体对于中国国庆大典意义的分析

　　在描绘新中国发展成就、展示国庆大典盛况的同时，《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都对其背后的意图和意义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解读和分析。

　　正面的分析包括：

　　1.解读为综合展现中国实力。9月30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国庆大典是为了突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0月1日的报道则称其为“民族自信的精心展示”。

　　2.解读为证明中国执政和发展模式的正确性。10月1日《纽约时报》援引《解放军报》报道，形容庆典为“党的执政能力的全面展示”；9月30日的报道则援引美国专家的话，认为大典是对共产党执政“正确性”的有力支持。

　　3.解读为吸引世界关注。10月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全世界新闻媒体都在最快地报道每一个细节，而中国则通过电视台、网站，用各种语言向世界观众进行展示。9月30日的报道还专门聚焦了一个细节——美国帝国大厦亮起红黄灯光祝贺中国国庆，并特别提到这是一般国家享受不到的待遇。

　　4.解读为振奋国内人心之举。除了类似“感到非常自豪”这样的老百姓评论被频频引用外，《纽约时报》9月26日的一篇报道还描绘了杭州青年热衷于革命服装婚纱摄影的有趣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群众对国庆的热烈反应。

　　负面的分析则包括：

　　1.解读为“中国威胁论”的印证。报道《中国六十周年庆典引发骄傲和不安》中采访的一位美国专家指出，中国一直竭力批评“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但阅兵仪式恰恰印证了这一说法。

　　2.解读为一场兴师动众的“政治表演”。有9篇报道渲染中国在准备过程中的严密控制，从天气控制到保安和言论控制。9月28日的报道《中国准备庆典，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就大肆渲染了禁止百姓和外国记者在路边阳台观礼等细节，对庆典的报道引用了网上一些指责开销过大的言论。

　　3.还有的认为关注仅限于国内，并未真正走向世界。《纽约时报》的报道引用一位澳大利亚教授的话指出，国庆大典尽管意图向全世界观众展示，但最终仅仅只是为国人准备的。此外，还报道了国际上个别抗议活动。

　　《时代》周刊也同样呈现了正负两面的解读。在盛赞中国值得展示和庆祝之余，一篇题为《中国生日需要的是“请安静”》的报道也大肆渲染了大典各方面的严密控制。

　　三、美国媒体中国镜像的变迁

　　当前美国媒体所折射的中国镜像体现出一个去简单化的过程。在过去的漫长历史中，美国媒体出于冷战的对抗思维，把中国描绘为“邪恶”的共产主义国家，用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国长期进行“妖魔化”。然而近几年来，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正逐渐去简单化，逐渐从多维视角出发，力图全面理解中国的复杂现实。这次的国庆报道就是一个典型反映，中国形象不再是“非黑即白”，不再是简单的“敌”或“友”，形象逐渐立体起来。

　　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体现了其习得国际社会中身份和利益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和利益是在社会互动中习得的，这种习得基于对互动“情景”或“环境”的定义。自我会根据他者的反应和情景的变化，习得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定义。应该说中国的现实变化是美国改变原有印象和身份利益界定的基础，中国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互动使得美国吸收到突破旧有框架的信息，因此开始修正对中国的反映和两国间关系的定义。美国涉华报道对简单化框架的突破正是这个习得的结果。

　　同时，这个习得的过程与权力和依赖关系密切相关。不是所有他者都同等重要，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和修正定义的主动性，是基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的上升。自从美国原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提出美国应把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对中国的这一定位就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在具体的环境中，如果自我掌握较大权力，就可以诱使他者根据自我观念改变对环境的定义，而不是自我修订。权力被视作“可以拒绝学习的”能力。应该说中国重要性的上升，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国“拒绝学习”的能力，迫使美国必须重新理解变化了的环境，突破简单思维，重新定义中国。

　　但是这个习得的过程是在原先对“情景”的预设定义基础上的修正，因此总是受到原有预设的强烈影响。不难理解，在这次国庆报道中还有不少定势思维的体现——少量对不同政见者的报道，将国庆准备工作引申到社会控制层面，用西方的“民主”标准探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身份和利益的确定受到预先存在的悟知的极大约束，因此习得后的重新定义不可能一下全部推翻原来的预设，修正也是一步一步渐进的过程。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国自身的发展是美国报道发生变化的土壤。中国的发展变化改变了中美互动的“情景”，美国媒体必须重新理解中国的现实。另外，中国重要性的上升也迫使美国媒体采取修正预设的主动行为。因此，夯实自我实力，不断完善自身发展，加强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意义，是优化中国形象的坚实基础，“用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打造有利国际舆论环境的根本所在。

　　其次，身份、利益的习得，“情景”的定义和修正是通过互动完成的。因此，加强与世界的互动也是我们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一环。对于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加强国际交流，用恰当的手段将中国的信息传递出去，都有利于国际对新“情景”的习得。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媒体，中国声音——中国传媒国际影响力研究及对策分析”，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项目“公共外交与国家利益”的前期研究成果）

　　注释：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12~422页、4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