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为孩子寻心仪幼儿园成难题 花高价也难成

　　来源：南都周刊

　　封面报道：到幼儿园烧钱

　　寻幼儿园难，寻个心仪的幼儿园更难，有人交不起赞助费，有人却连交赞助费的机会都没有。为了孩子，家长可以不惜面子，不惜重金，但重金一旦过量就有可能压垮一个家庭。幼儿园高收费问题，现在不仅是个体家庭需要考虑的，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教育部发言人上个月说，他们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准备出台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暂行办法。但这是否真的可行，毕竟酒店有五星级，住房也有豪宅。给幼儿园收费弄个国标，会有人不同意吗？

北京北海幼儿园位于皇家园林北海公园。从前是寄养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女的实验托儿所。如今，备好赞助费，打通上层线路，挤得头破血流才有可能让孩子入园。 于东东 摄

　　幼儿园收费断代史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张金铃

　　说起当年上幼儿园的情景，麦田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是一个叫广西商业厅的幼儿园。那是1973年，麦田的父母忙着上班，奶奶和外婆在乡下也抽不开身，爸爸妈妈只好把当时才四岁的双胞胎儿子送到幼儿园，上的是全托，每个星期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

不过小麦田还是很高兴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麦田每日比哥哥和其他小朋友早起，可又不能起床，做什么好呢？他就躺在床上看窗外的天色由红变亮。

　　当年除了学几个字，大部分时间都是玩儿，具体的收费麦田记不得了，但是他记得那时老爸老妈两人的工资都只有36.5元，“幼儿园收费也就是几块钱的事”。麦田现在住在广州番禺一个环境优美的大型小区里，有着一份固定的工作，工资由父母当年的两位数变成了现今的五位数，然而说起现在的幼儿园收费，麦田还是觉着贵，“幸好我只有一个孩子，再贵也只能认了”。麦田的女儿现在上双语幼儿园，每月3800元，还不计各种表演所需要的服装、道具费用。

　　麦田一家三代都上过幼儿园，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无论是学习、游戏的体验还是收费，实在没有什么可比性”。麦田说。

　　清朝末年搞福利

　　与今天的天价幼儿园相比，我国在清朝末年以及建国初期创办的幼儿园却是具有福利性质的机构。

　　资料记载，我国真正的幼儿教育最早出现在清朝末年。1903年9月，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寻常小学堂内创办了湖北幼稚园，后来改称为蒙养院。这是一所公立官办的幼儿园，是我国幼儿教育机构的开始。自此以后，一批官办的幼儿社会教育的专门机构相继出现，这标志着当时的幼儿教育机构是由政府财政支持的。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涵盖幼儿教育阶段的法规——《癸卯学制》，确定了幼儿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法规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建议：各地方政府给育婴堂提供常年经费，对能识字讲授的乳媪，“每月要格外优给工资”。这个章程也标志着近代我国政府财政支持幼儿教育政策的开端。

　　机关单位不盈利

　　1949年以后，我国政府以前苏联为样板。在国务院、教育部、卫生部的倡导下，各工矿、企业根据需要和可能的原则，独立或联合创办了职工子女托儿所和幼儿园；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互助组举办了季节性、临时性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部门举办了示范性幼儿园。当时的幼儿园具有福利性质。后来，广州的机关、工厂、街道普遍都设立托儿所、幼儿园，使父母更加专注于生产。今年七十多岁的张阿姨和何阿姨，六十年代的时候曾是广州某工厂的工人，两个老人回忆，当时由于厂里很忙，下班后还要学习文件，没空带孩子，就把孩子托放在厂里的幼儿园。那时单位会适当给予各自所办的幼儿园补贴，因此托费是很便宜的。张阿姨回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也就大概15元一个月，包吃包住。何阿姨的女儿去当时的“前进幼儿园”报名入读，托费也不高。

　　家住广州的黄老师从事幼儿教育30多年，在幼儿师范毕业后一直在前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幼儿园担任教师、园长等职务，一直到退休。黄老师回忆，1962年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开办了“粤群幼儿园”，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家长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学费就行了，经费不足的部分由厂里进行补贴。在幼儿园的硬件设施改造上，主要也是工厂在全力支持着。1965年新幼儿园成立后，面积扩大了很多，单户外活动的场所就有1000多平方米，幼儿的卧室是配套齐备的房间，一人一床，还有洗澡间和厕所。

　　市场经济挺负担

　　后来，体制开始改革了，市场因素作用日益加强；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的改革依次展开；基础教育开始了分权化的制度调整；幼儿教育赖以生存的土壤——我国的福利事业也踏上了社会化的进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附型幼儿教育财政投资机制也迅速崩溃，面临着新的抉择。

　　免费教育作为一种福利制度也宣告终结。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享受消费就应该支付费用。各地私立幼儿教育的收费标准首先被放开了。收费范围也不断扩大，幼儿园之间收费档次也不断被拉大。其次，公办幼儿园的学杂费标准也被适度放开，容许各幼儿园在一定的幅度内自定价格，对外招收幼儿可以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

　　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幼儿教育收费开始与教育质量挂钩，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开始按照幼儿园的级、类确定收费标准。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开始核算幼儿园的办学成本，制定政策，按保教成本收费。“成本分担”已成为我国幼儿教育收费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也就意味着家长孩子要自己“埋单”，尤其是入读民办或者私立幼儿园，成本分担份额更大。学前教育本来就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因此幼儿园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收费分担”。赞助费、支教费、捐资助学费、兴趣班等诸多收费名目，令人眼花缭乱。

　　据一份《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最近一两年间，全国近6000万名3岁-6岁的学龄前儿童只有约2180万名入园就读，也就是说，全国有六成学龄前儿童未能入读幼儿园。实际上，从1995年开始，近10年来，包括适龄儿童入园率、幼教师资等幼儿教育的各项指标都在逐年下降。而幼儿园收费却节节攀高，远远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记者在广州几大小区调查，对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收费表示可以承受的人数不到一成。

　　在北京，1300多所幼儿园中，私立的占了9成。有专家认为，当幼教成为一种产业，供求的价格杠杆作用就开始显现。幼教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完全处于卖方市场。

　　就像周瑜打黄盖，有父母认为再穷再苦也不能苦孩子。邻居家的娃娃三岁会背唐诗了，会画画了，作为家长你能不着急吗？在工作压力和渴望孩子早早赢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作用下，家长只能往优质幼儿园里拼命挤。稍微便宜一点的幼儿园吧，怕硬件和软件不过关，当然了，也没有多少便宜的幼儿园等你去报名。

　　据报道，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幼儿园每个月的收费都在一千块以上，贵的甚至几千块，而且去晚了，靠边站的地儿都没有。据《金陵晚报》报道，某幼儿园门前出现了近百名家长冒雨排队报名幼儿园的“盛况”，这种“盛况”几乎每年都要上演一次。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劝后面排队的家长不要等了，家长根本不听。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高考挤独木桥那算晚了，孩子还没上学就先挤幼儿园这座独木桥。幼儿园逐渐把提价，收费名目也越来越多，高收费已是必然，费尽心思寻找性价比高的幼儿园也是必然。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