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与水价趋势(组图)

水资源

　　　　饮水安全、水价走势，一直是广大读者关注的热点。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2月1日向社会公布居民水价调整听证方案要点，居民水价每立方米拟上调0.9元。12月3日,济南市物价局发布公告,于本月18日对水价每立方米上调0.2元进行听证。消息一出，水价问题更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11月18日至20日，第四届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议题涉及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水务产业发展、水价改革的政策走向、城市污水处理与回用现状、农村饮水安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与会者多是中国水务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海内外企业老总。记者采访本届水务论坛，发现记者关注的问题，恰是本届水务论坛热议的一大主题——水价改革的政策走向，现择其主要内容报告如下。

　　水成本

　　与饮水安全

　　本届论坛设有媒体见面会，首都众多媒体记者出席会议，坐满北京新世纪日航酒店偌大的会议室。

　　见面会上，主持人、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开篇列出诸多话题，望大家广泛提问，不想记者们只就水价问题一个个轮番发问，而且穷追不舍。例如，记者们再三追问企业的成本和利润率是多少？追问外企在华的利润空间有多大？说到底，就是想问为什么要涨价？近几年水价数次上调，社会上有议论，认为供水部门已成暴利行业。

　　然而，水价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就其结构而言，堪称是中国最复杂的一种价格，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与会的几大企业代表，既不想公开自己的商业秘密，又要辩解自己的处境——

　　北京首创负责人

　　质量与价格相辅相成

　　其实价格也好，质量也好，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我这个企业在现有价格下能赚多少钱，而是我们所服务的对象，他到底要什么样的服务？在服务对象确定我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我自然会去要求我应该要的水价。

　　在中国，我感觉大家总在低质量、低价格的问题上争论，于是乎，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更多关注的，是价格的高、低，而不是考虑我们现有服务质量如何或者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从首创自身角度说，企业在什么价格下都得赚钱，就是说，你去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的成本就要增长，价格如果太低的话，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企业，还包括用户。因为，价格太低，服务质量难以保证。也许，某些大企业，能在价格较低的状态照常运作，哪怕亏了钱，也按质按量地去完成，但长久下去，这个企业自身会死掉，剩下来的可能就是那些不能按照质量标准提供服务的企业了。所以，低价、高价不应是当今水务问题的关键，关键问题是应如何提高我们服务的质量。如今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品的价格都已不再是讨论的中心，大家讨论的话题大多数是围绕着质量。为什么我们真正日常用量最大，且跟我们身体健康、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一产品——水，大家反倒不去讨论如何提高质量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争论价格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了。

　　环境商会负责人

　　走市场化道路,成本完全可以公开

　　水价确实是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坐在一起，是要弄清这个问题，而不是彼此之间进行辩论或像在网上一样直接攻击。我觉得对整个水务市场也好，对老百姓也好，没有从争论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由此产生的误解，可能还会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一些致命的影响，本来是想解决问题，却因各自角度、观念不一样，制约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导致水价没有解决，可能还要引发一系列的后遗症。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对于水价来讲，大家在争论，但是为什么不争论电视机的价格、汽车的价格？原因很简单，那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它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参与。我欢迎我们在座的媒体到我们所有企业去调查，你挑一个企业去解剖一下，看目前的成本到底是多少？这对于我们来讲，完全可以公开，财务也可以公开。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提涨价的问题，其实，要是不涨价也容易，就是所有投入全由政府来拿，但政府做不到这点，中国做不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也做不到。

　　政府的钱实际上也是纳税人的钱。作为企业，水务行业，大家可以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整个城市的投资要十个亿，一个是财政来投，财政投完了，可以折旧，也不要利润，这个水价肯定是低的；另一个选择，是走市场化，让企业去投资十个亿，企业要一个科学的水价，其间，水价的成本是科学的，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靠大家通过激情争论得来的。所以，对这一块来讲，大家可以去了解整个价格的构成和促使涨价的原因，做一个解剖，单纯地去谈价格，很难谈。价格是由各种成本构成的，把这些成本做个分类，然后查它涨的有没有道理，该不该涨？哪些该涨，哪些不该涨？我觉得对此应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走市场化道路，是改革的趋势，不可阻挡。提倡市场化，一定要通过市场的准入政策，而不是靠一些区域性的公司——这个地盘是我的，永远是我的，别人都不许来，若是那样的话，我认为其涨价的速度，会远高于市场化下的涨价速度。所以，关于成本，其实我们企业也在建议，国家应有一个专门的评估机构，外资、国有企业，都去严格考核他成本的合理性到底在哪？我想在座的企业没一个怕公开我们的成本，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做的是最好的，我们做不到，别人更做不到。公开成本，对于行业的领先企业来讲，我认为不是压力，而是一个机遇，证明我们做得比别人更好。我希望做得不好的那些城市，他们的那些项目最后也能交给我们在座的、能够做得好的企业去做，这对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交代。

　　但有一点，只要市场化，就面临价格的调整。这个价格可能往上调，也可能往下调，不一定是单向的，调整要有依据，大家在一起，不能一个要涨，另一个说不能涨，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市场经济制定的原则，制定出一个调价的准则和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来调。我们的油价，现在国家发改委已经跟国际油价有点联动了，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当然，大家对此批评也很多，说调得向上多，向下少。我觉得，水价是否也可做些联动的东西，就是该调的时候，国家应该保证企业维持正常运营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整个企业的成本都下来了，那么价格就可以往下调。现在为什么整个水价在上调？大家可以做全国性调查，我国660多个城市，现有多少城市自来水的水质能达到国家现在规定的106项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我们的饮水达到国家的标准，达到106项，不做投资那是不可能，因此不涨价也是不可能的，企业不可能通过现有的系统，消化那么多因大笔投入而带来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价格应当分析一下，哪些是因资本投入带来的，因为资本有折旧、有利息；哪些是由于电价等因素的变动引发的？哪些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把这些责任区分开，属于企业管理不善的，你说你的成本是多少钱，即使是五毛钱，政府也就给两毛钱，因为社会平均的成本可能就是两毛钱。

　　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国外整个水价的发展趋势。从全世界角度来讲，这点我觉得不可否认，包括英国，水价的上涨速度非常快，原因在哪儿呢？原因是对水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小时候的水，可能根本没化验，加点儿药，甚至有的到过滤池一过滤就出来了。我小时候喝水，水龙头出来的水是黄的，沉淀一下才能喝，但那时候的水，里面最多是泥，没有化学物质。而如今，我们对饮水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坦白地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低了，别管国企、还是外企，包括传统自来水企业，谁都受不了，不可能说价格远远低于成本，还能让这个企业维持，别说自负盈亏的企业，就一个事业单位也没法儿维持。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傅涛主任

　　中国水，必须改变低价低质状况

　　我跟大家说一个数字，我们全国4000个自来水公司，几乎有一半就不化验，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实验室的牌子。我们有将近一半乡镇，其自来水厂缺乏化验的能力，虽有化验室，但无化验。目前我国真正能化验106项的自来水厂，目前在个位数。能化验36项的自来水公司，可能也就几百家，这是目前我们水质的状况。中国的水，多少年来是一种低价低质的服务状况，现在水价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突出了？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让自己的生活逐渐和欧洲发达国家接轨的标准，这标准给我们一个蓝图，而要实现这个蓝图是需要投入的。

　　节水

　　与水危机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 以水价推动节水型社会的建立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水资源条件不是太好的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水资源条件算是很差的，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人均水资源量少。全世界153个有水资源统计的国家里，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从高到低，排在第121位，是很靠后的。全世界平均一个人一年大约占有8000立方米的水资源，中国一个人一年只有2050立方米。

　　第二个特点，南北方水资源分布特别不均匀。南方国土面积是一半，人口是一半，水资源占全国84%；北方人口、国土面积也占全国一半，水资源只占全国16%，而这16%的水资源还得应付粮食安全，耕地又是北方多，我国65%灌溉面积和耕地集中在北方。北京人均只有175立方米的水，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缺水，但以色列一个人一年还有300立方米的水呢，中国北方水资源的紧缺可想而知。物以稀为贵，水越短缺，资源稀缺性越大，价格也越高，所以水价和水资源紧张的状况是相联系的。

　　第三个特点，时间分布也很不均匀，中国是处在东亚季风区，属于大陆季风气候，到了雨季就是暴雨洪水，到了旱季河道就断流、就干涸，丰枯之间需要很多水利工程来调剂，这也需要投资，加大了水资源使用的成本，也提高了水价。

　　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情况下，未来的形势可以说更加严峻，因为咱们的人口还要进一步的增长，从现在的13亿多，预计要增加到人口高峰期时的15.2亿，高峰期大约在2030年前后。未来人口增加到15.2亿时，农业上还得再增加几千万亩灌溉面积，这样增加的粮食才能满足需求，这样农业的用水得从现在5700亿增加到7100亿。另外，城市化规模还要进一步扩大，一个人在农村一天的生活用水也就是50-60升，包括喂牲畜的水，到了城市要用150升、160升，增加了100升，城市人口再增加几亿人，所需的水量会增加很多。此外，我们的工业化也还要再进一步发展呢，其用水量未来也是呈现增加的态势。

　　水资源越来越紧张，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别的出路，最根本的出路就是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要建设节水型、防污型社会，就需要建起一个经济机制，让节水的人有利可图，让治理污染的人有利可图，这个事情才能做好。从整个情况来看，自然资源的低价，或是无偿给全社会各经济成分的人使用，势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社会上好多人养成浪费用水的习惯，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过去数十年来水价过于便宜、近似于白给养成的，因此这也是中国水价必须要改革的原因之一，自然资源不能再低价和无偿地被各种经济成分的人群所用了，《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全民所有的，是一种公共财产，从中国水资源的本土情况、从中国水资源未来供需发展态势上看，水价改革都是必然现象。

　　以水价推动节水型社会的建立，国外早有先例。有专门研究指出，当水费占家庭收入1%的时候，对消费者来说，心理影响不大，现在中国的水价都低于1%，所以心理影响不大，价钱高一点、低一点对节约用水的行为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当到2%的时候，有一定的影响，消费者开始关心水价；当到2.5%的时候，消费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开始注意节水；当到5%的时候，水价对居民心理影响较大，开始认真节水；当到10%的时候，影响很大，消费者开始考虑水的重复使用问题。像中东缺水国家，水价的支出一般占居民收入的7%左右，占的比较高。亚洲部分国家居民水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印尼为2-5%；泰国2-3%，马来西亚、菲律宾水丰富，但水价占收入的比例还是比中国高，为0.8-1.6%；新加坡小于1%，斯里兰卡1.38%。再看我们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缺水程度重过中东，城市居民水价占收入的比例一般低于0.8%，如北京0.64%，大连0.6%，济南0.66%，上海0.29%，南京0.44%，杭州0.31%，广州0.31%，香港0.3%。而调查结果表明，亚洲地区凡是水价占收入的比例处于较低水平的，通常不能引起用水户对节水的关心。

　　如何以水价促进节水型社会的建立，也就是缓解水危机的问题，王浩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两条直接与居民用水有关。

　　建议推行阶梯式水价，尽快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制度，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对超定额用水户要严格实行累进加价，实行阶梯式水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的城市，可在合理核定各级水量基数情况下，适当扩大各级水量间的价差，促进节约用水。在适当的时机也可以实施季节性水价，在用水十分紧张的城市，可以考虑对不同季节的用水实行季节性水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用水期水资源供需紧张的矛盾。

　　建议重视、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水价补贴政策。为避免水价改革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弱势群体产生较大的影响，各地在调整水价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要根据水价调整的影响，对低收入家庭因地制宜地采取提高低保标准、增加补贴等多种方式，确保其基本的生活用水，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

　　水资源

　　与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历来是中国的头等大事，13亿人口，缺粮不可思议，相比水价的高低，想必人们更加关注粮食的安全。然而水资源与粮食安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水利部

　　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改变灌溉效益低、灌溉面积萎缩状况

　　大家知道中国水资源状况非常不好，刚才王浩院士都介绍了，我就不具体讲了，反正是缺水。中国水资源非常紧缺，随之粮食安全也就受到很大制约。因为要解决粮食问题，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实行灌溉农业。而灌溉，特别是解决大型灌区的灌溉，那就得用水。而水，本来就很少，但在灌区的系统中又存在着大量浪费的问题。

　　大中型灌区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主要问题是：设计标准低、工程不配套，绝大多数灌溉设施修建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损毁严重。据我们调研，我国目前400多处大型灌区骨干工程损毁率将近40%，大型排灌泵站工程完好率不足60%。末级渠系工程存在问题更多：跑、冒、漏，不是截，就是堵，水在上游一公里，看得到却用不上。水利部为什么要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就是因为灌区的这种状况——灌溉效益低，灌溉面积萎缩。

　　灌溉设施不好，水量损失就很大。比如说我们用于灌溉的水，利用率平均只有45%，意味着供一方水，最后浇到农民地上的只有450升，因此农民实际水费支出就较高。2006年我们随机抽查了200个农民，让他们把家里交水费的发票拿出来，一个个核对，平均水费支出42元/亩，水费约占当年农业产值的5%，超过了每亩纯收入的10%，个别地方水费达到130元，达到种粮成本的20%以上，就这样，四川某些灌区因为灌不到水，干脆退出灌区。

　　保障粮食安全，方法有两个，一是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二是提高复种指数，但前提都是要有良好的灌溉条件，灌溉条件好，即使出现严重的干旱，粮食亩产仍可提高。为此我们搞农村水价综合改革，经过大量调研和实践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即以灌区末级渠系水价改革为龙头，开展工程建设，最终建立起农田水利良性运行的机制。所谓工程建设，即是对末级渠系的工程进行节水技术改造，对用水户进行规范化用水，推行农民用水自治，建立末级渠系产权制度，实行终端水价制。这件事情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高度支持，专门做了批示。这件事情在财政部专门建立一个中央财政末级渠系节水改造监督机制，引导广大农民进行水利工程改造，逐步推行了农业水价的终端改革。

　　近些年水利部在全国设立了一些改革的试点，规模为150万亩，涉及134个乡镇，582个乡镇村，总人口88.74万，195个用水户协会，总投资6.7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一半，地方通过贷款、水价调节等方法出另一半。在试点区里，把水利工程体系，从干渠开始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全部工程都建好了，建完以后把产权制度办好，然后交给农民用水户协会，由协会成员自己组织进行用水自治，并颁发了产权证书，让终端水价得以推广。结果，在试点区里，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由原先的62%提高到78%，其节水效果，试点区内水价综合改革措施实施前灌溉总用水量53698万立方米，实施后减少了9666万立方米，减少21.95%。实践证实，末级渠系平均每投入2.5元可节水1立方米，节水效益明显。改善后灌区，灌溉周期由原来的13天缩短到8天，粮食作物亩均产量增产了80公斤，棉花亩均增产了60公斤，玉米亩均增产了20公斤。而水费支出却相应在减少，亩均水费支出由原来的38.52元降低到29.07元，亩均水费下降了9.45元，降低24.5%，试点项目的实施，平均为农民带来每亩120元的纯收入。由此可见，对于农业，水价上调并非全是坏事，水价上调有利于灌渠改造，灌渠改造之后有利于节水，节了水，水的支出自然也就减少了，亩产提高的同时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水环境

　　与生活质量

　　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不仅要有好的空气、好的住房，还要有好的水环境。中国的水环境，因工业化的发展出现被污染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人们发现它与水价也有关系。发改委价格司

　　环境和房地产价格处副处长徐义忠

　　我国水资源稀缺,实行福利性低价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中国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建设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自从我们实施了对二氧化硫指标的考核以后，地方明显感觉到压力加大，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大了对污水处理设施的投入，而且实践证明，工程减排对COD减排目标的实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截止到今年9月底，我国已建成污水处理厂大致1600多座，日处理能力达到9600万立方米，比“十五”期末增长46%和51.8%，增幅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在建的污水处理厂还有1800多个，其中有6个省市已经实现了所有县以上的城市都建有污水处理厂。同时，污水处理收费的制度也已全面建立，截止到2008年，全国除西藏以外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开征污水处理费，其中有14个省、区、市的所有社区、城市和县城已经全部开征污水处理费。再从城市的范围看，大概有90%左右开征污水处理费，县城近半数已经开征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为污水处理行业的持续发展和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同时也为污水处理产业化以及引入多元化投资渠道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保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投资者的疑虑。

　　刚才很多专家都谈到我国水资源状况。我国是严重缺水国家，生活在城市里，好多人感受不明显，甚至觉得水资源是用之不竭的。实际上中国水资源状况真是非常紧缺，我们有6个省属于极度缺水地区，基本上全都集中在北方。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水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的缺水状况，七大水系基本属于中度污染，包括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特别是城市内河污染比较严重，不得不远距离调水，水环境治理的形势非常严峻，需要综合统筹考虑，加以解决。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稀缺的资源，实行福利性低价政策是违反一般逻辑的，也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我国每年因为缺水问题损失的产值至少在3500亿左右，同时又因用水浪费现象严重，万元GDP耗水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不采取综合措施治理的话，用水安全问题，或者说是用水水质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国务院有关文件已经明确水价机制的基本目标：第一要体现水资源的稀缺状况；第二要以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保护水环境。

　　前面讲过，污水处理费已经纳入用户终端水价之中了，为提高用水的效益，应该考虑在水价的调整中，要为中水回用留出空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原始水价1元甚至0.1元，那中水回用根本没有市场。

　　当然，我们在做水价方案的同时，必须建立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经济和社会承受能力，要把握节奏，积极稳妥地推进。从2004年以来，发改委以及各地把更多精力放在污水处理费的调整上。当时国务院文件有明确规定，要求污水处理费原则上不低于0.8元。从2004年以来一直到2008年，各地基本以调整污水处理费为主，自来水价格调整得很少，或者大部分地区基本没有动。因为这期间，城市供水状况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水污染事件频发，导致很多城市都在建备用水源或者应急水源；再一个就是城市管网和处理设施急需更新改造，有些调水工程的实施，加上这几年动力和材料费用的上涨，供水单位的确面临一定的压力。缓解压力的途径，是政府作为城市供水最终责任主体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再就是要在严格监审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城市供水价格，通过完善价格，强化供水企业自身消化成本和提高服务水平的能力。

　　本报记者 李雅民

　　分析

　　水价：

　　最复杂的价格体系

　　水价，通常人们关注的只是它的涨落，而很少了解其构成。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从学者的角度，阐述了影响水价的几方面因素。

　　我认为水价是中国政府定价里最复杂的一种价格。水价不仅仅是自来水公司收取的，它其中还包括水资源费、饮水费、污水费、污泥费，以后可能还加上垃圾费（现在在试点）。因此，水价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水公司成本的监审，不仅仅是老百姓应当承担多少义务的事情，它跟水环境、水资源，包括基本的生存环境都有关系，是一个包括很多内容的、复杂的民生工程。所以，对水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到只谈水价，一定要牵扯到水务体制的改革，牵扯到产业的改革，牵扯到公共服务体制的突破。

　　水价问题绝非仅是公众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三方关系，是三个方面的统一。对政府来说，想把公共服务做好，希望供水是稳定的、安全的、不产生民生问题的，希望水资源能够有序发展，同时也希望解决有关投资的一些问题；对老百姓来说，需求就是尽量少付费，但是水质还要好；对企业来说，只要是企业就要赚钱，希望合理的收益，甚至希望更高的收益。

　　在这一背景下，三方的关系造成了社会各界对水价问题的争议。

　　很多人说，政府能够补贴公交，为什么不能补贴供水？为什么一定让老百姓出钱，让水价覆盖全成本？可是政府又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资金去满足水质标准的不断提高？而对企业来说同样有很大困惑，很大一部分企业是由传统公司转型而来，承担着很多公共责任，但企业毕竟是企业，如果不让企业挣钱，只让其保本甚至亏损，企业怎么可能良性发展？

　　这些困惑，核心原因就是没有理清这三方关系，人们通常是把问题简化成两方之间的关系。譬如，水价虽然是老百姓向企业支付的费用，但起码有一半是被政府拿走了，水价并非水公司的全部收入，因此我们不能在水价的问题上简单地把企业和公众对立起来。再譬如，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要求政府进行大量补贴，核心问题是中国是水资源短缺国家，如果没有终端价格，资源调配就没法实现，这是让老百姓付费的重要原因。另外，为什么要用价格覆盖全成本，也主要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价格覆盖了全成本，很大一个比例的服务和投资可以由市场主体去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目前资金短缺、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的投资问题。

　　对企业来说，我不认为企业该承担政府的一些事情，必须要分清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行业保本，不是指企业保本，保本的意思就是覆盖全成本，如果仅仅保本这不是产业。保本是对政府而言，作为公共事业，政府不能通过供水挣老百姓兜里的钱，这就是保本的含义，老百姓支付的成本应该覆盖全部成本。对产业而言，其实微利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供水行业没有市场成本，一旦获得经营合同，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市场营销成本少，运营稳定，那么即使是微利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不能排斥好公司获得高额利润，如果企业成本控制得好，服务标准高，那么企业就应该获得更高的收益。最后对政府而言，是怎么约束自来水公司的成本？这是成本监审的问题，需要有一套横向比较的成本系统，我们叫做绩效管理系统，政府应当按照平均成本定价，这样才能让那些服务好的公司获利，让那些服务差的公司不再赚钱，甚至亏损，水价的问题才能逐渐理顺。

　　水 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