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家庭不能承受的养老之重
如果让家庭承担这些老人，处境也许更为艰难。
住在另一家养老院的霍伟，曾经也是一样恋家。他去世前的周末，霍淑荣曾和姐姐合力将父亲带回家泡澡。老人像孩子一样请求说，“我在家，不走，行吗？”
“谁不愿意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呢。”霍淑荣说，如果老人生活能自理，一定在家养老。让父亲住养老院是无奈之举。
几年前霍伟患老年痴呆症后脾气暴躁，身边离不开人。哪怕儿女轮流，放弃手头所有工作在家照顾也很难：有时候家人出去买饭离开一会儿，回来就出问题。在家摔了好几回之后，五个儿女合计着，让老人在养老院里有人全天照顾着，或许能更好地度过晚年。
于是，那个周末，家人眼见着老人想回家，只能决定先让老人在养老院住着，每周都接回家洗澡，让他高兴。
在笃信“养儿防老”的环境里，一些人难以理解这样的选择。有人说，每个月花几千元钱在养老院，还不如请一个保姆，让老人留在家里。可是，像霍伟这样的情况，或者一些有精神疾病的老人，请保姆帮忙照顾也不现实。
一位罹患精神疾病老人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苦处：“如今请保姆很难。保姆一看老人吃精神方面的药物就不敢来。而且能来的保姆又不一定专业负责，老人吃的药和吃饭一样重要，是一顿都不能落，时间和计量都要很严格。随便找一个怎么放心？”
“退一步说，如果请到保姆，老人和保姆很容易处不来。保姆一辞职，我就要放下所有事情，再找新保姆。三天两头这么折腾，怎么工作？”
照顾失能老人的家属还有说不出的苦楚。从外表上看，一些老人逻辑清楚，但实际上却已经糊涂了。有亲属来看望，例行问道：“中午吃了什么？”有的老人明明刚吃完饭，却说：“他们不给我吃饭。”
家庭护理失能老人往往夹杂着辛苦、繁琐、误会。那位女士表示，她照顾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差点把自己也弄得精神崩溃。
养老院可能是接收失能老人最合适的地方。可是，找一家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不容易。有的地方条件很好，却不收有精神障碍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些地方收治老人，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却存在现实问题：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不具备医疗护理，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
霍淑荣说，儿女们都为父亲的养老去处奔波过，最后她选定了一家较有名气的护理院，条件不错、价格合适，离自己住的地方也很近，刚开始她还挺高兴：“有时候我一天去看他两三趟，和家里差不多。”
去得多了，霍淑荣发现，真想让老人住得舒服，除硬件设施外，护理工作也不容忽视。
她发现，一些护工要照顾三四位老人，经常把老人放在上厕所的凳子上去忙别的事情，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不怨他们，在护理院干活钱少，事情又多，想让他们像自己家人似的照顾老人也不可能。”
不过，父亲总是抱怨护工：“她老抽我”、“一尿床她们就打我。”尽管霍淑荣明白父亲糊涂后说话未必是真的，“再说了，即使在家照顾，有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过，她还是在养老院另觅了一个“放心的”男护工，再私下给护工每个月100元钱，就指着他能对父亲好点儿。
在家洗完澡没几天，在入住养老院24天,79岁的霍伟起床时心脏骤停。逝者已矣，更让她担忧的是未来：“我本打算以后和朋友结伴去养老院，可这事过后我真有点害怕。不过我只有一个儿子，以后让他伺候又不忍心。”
护理院进退两难
霍淑荣只盼着，将来国家要是能出一项政策，把所有护工都培训、分级上岗，她就安心许多。
事实上，对护理院来说，找护工也是件烦心事儿。“凤凰”的老总袁延京指着一张巨大的照片对记者说，“她们走得就剩一个了。”照片上是大半年前，七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护工，站在皑皑白雪中。她们在“凤凰”待得最短的，还没有坚持到一个月。
由于“凤凰”地处偏远，工资待遇也只有区区千把块钱，干的又是伺候失能老人的活儿，在北京几乎招不到人。“北京的孩子对这样的工作夹都不夹一眼的，父母也是宁愿养着白吃饭也不会让儿女干这活儿。”袁延京说，“凤凰”是吃了不少苦头，费了不少劲儿才了解到，护工必须从更为穷苦的地方招来。现在的护工都来自甘肃、湖南、四川的农村。
问题是，人是来了，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田忠范说，做临终关怀的护工，心要至善，其他技术可以培训，脾气不好就没法子干。“到了这个阶段的人，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没有耐心，那肯定对老人好不到哪儿去。”在护工奇缺的情况下，“凤凰”还曾解雇过一个人：护工给老人洗脚，就洗脚面，结果搞得老人脚趾之间臭气熏天。
另一个问题是，人来了，能留住吗？这些年轻的姑娘对北京的想象可不是养老机构。一个呆得最久的护工说，在“凤凰”一年，都没进过北京城里，而护理院和她们家里的山沟没什么区别，并且整天就这几个人，说个话儿都难，寂寞也能寂寞死。更重要的，在这里挣钱也不多，这一点是她们难以忍受的。“什么苦都可以吃的，多脏也受得了，但是挣不到钱，没法跟家里交代。”
据了解，一个护工在“凤凰”最初只能拿到800块钱，过一段才能升到1000块钱多一点。就是这点工资，在记者采访时，还出现了拖欠。因为“凤凰”面临财务危机。
对于袁延京来说，“凤凰”的日子非常难过。他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和是否有坚持下去的必要。按照袁的账目，“凤凰”一个月的房租得8万元，加上3．5万的人头费和7万多的水电煤气费，七七八八算一起，至少得12.5万元。这需要50个老人入住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然而，“凤凰”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二十几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意味着好几千元没了，确实是挺可怕的事儿。”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补贴一些。
为了节省成本，“凤凰”一度在伙食上做文章。可是，这很快就被家属发现了。“一星期吃五顿炒黄瓜，老人都怕吃饭了，真的说不过去。”连田忠范也看不过眼去。家属和袁延京对峙。袁发狠说：“这里不是五星级宾馆！”对家属而言，“凤凰”可以不是五星级宾馆，但是却也不能忍受老人吃不好。最终的结果是，6个老人迁出。“凤凰”的伙食也改善了。
这对本就艰难的“凤凰”是个不小的打击。据了解，按照北京养老最新规划，在2020年之前，北京市要使90％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北京市在加快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每年增加1．5万张床位的同时，试点由社会投资建设经营性养老设施。
然而，这个冬天对民营企业性质的“凤凰”并不乐观。瞻念前途，袁延京看着天花板说：“最多坚持到明年春天，如果还不见改观，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砸进去了。”
这个消息对家属和老人来说也是糟糕的。它意味着，即使是这个不那么如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了。他们必须寻找下一个“栖息地”，而那也不是一段容易的旅途。
和“凤凰”的命悬一线不同，松堂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作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于1987年的松堂已进佳境：拥有良好的声誉、广泛的关系和可持续的收入。副院长朱林告诉记者，松堂走过的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在临终关怀，甚至是在养老方面上的抉择转变。“很幸运它能坚持到现在。”朱林说
成功者的发展也充满痛苦和挣扎
媒体经久的报道让松堂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创始人李伟在当知青时，受到一位下放教授死亡的启示，决定把自己今后的事业放在临终关怀上。在头几年，中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医院。尽管存在着大量实际的需要，但家庭养老的漫长历史使中国人对家庭有着特别的渴望，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中国老人而言，进养老院、临终医院，那几乎等同于被儿女和社会抛弃。
松堂的第一位“客户”是李伟的邻居。这位42岁妇女的生命处于乳腺癌晚期，家里人实在照顾不过来，经李伟动员住入松堂。四个月后，她在爱人的怀抱中平静地离去。之后，陆陆续续有类似的人、绝大多数是老人住进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松堂明显地感受到人们态度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渐渐能够接受这种模式，而不再那么纠结于道德情感的羁绊。如今，松堂已经是世界上送走生命最多的临终关怀医院。
“当然，整个发展的过程充满矛盾、痛苦和挣扎。”朱林说，从松堂创办到现在，前后已经搬过七次家，最艰难的一次是刚搬到一半，社区的群众不让进驻了。几百人堵着门、路，要求晦气的“死人医院”迁走。“一个小伙子喊，"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天天死人，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多晦气啊。"松堂没有办法，只能再寻地方。人们的不理解可见一斑。”
现在，松堂在北京市朝阳区拥有自己的院子，中式的楼房古色古香。记者采访时，松堂正在东扩新的房间。旧有的太过拥挤，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老人。“新旧房间加起来，最多可以接纳500多人，目前有近360名老人在松堂安家。主要是北京市本地的，也有山西、广东的，还有外国的慕名而来，主要是华裔。”朱林说。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养老院。看不到两个老人下棋的安静，或者一个老人读报的安详。记者所见是，20多个老人在看着一台电视。他们都坐在轮椅上，有的还被束缚带固定着，眼里并没有和节目交流的样子，也没有和旁人交流的迹象。坐在角落的一个老人突然大叫起来：“你们查过了吗？我得了什么病？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没有人理她。另外一拨则试图合唱一首歌，但是每个人发出的音都不一样。
“在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超过81岁。”朱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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