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洋秋菊：哈佛女孩朱莉中国式上访

　　哈佛女孩朱莉中国式上访

　　当我和众多上访者拥挤在国家机关门前的队伍中时，当我被那些盼望公正的眼神震撼时，当我和他们一样感到被敷衍时，我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美国姑娘朱莉·哈尔姆斯没想到，与安徽五河青年刘士亮的爱情考验，还会遭遇到这一茬事儿：上访。因一起很小的邻里纠纷，刘士亮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名被拘捕。这个坚持认为未婚夫无罪的红头发女孩，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中国信访道路。赴京、排队、申诉、等待，在经历了所有中国人上访必须的过程后，她体认到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与隔阂。

　　南都周刊记者_杨猛 北京报道

　　今天我所讲述的，是一个老外在中国上访的故事。

　　我，朱莉·哈尔姆斯，31岁，美国人，现居北京。

　　别笑，这是真的。我头一次来中国，是被这个国家的神奇所吸引；接下来，我定居在中国，因为遇到了一个中国爱人；现在，我在这里要做的事就是：上访。

　　我为什么上访？当我和众多上访者拥挤在国家机关门前的队伍中时，当我被那些盼望公正的眼神震撼时，当我和他们一样感到被敷衍时，我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毕业于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这座全世界著名学府的一个基本治学传统是：视法治为社会运转之基石。当经历过中国式上访后，我更加觉得，在依靠法律主张权利的道路上，我们应该走得更深入。

　　开始，我的故事幸福和顺遂。按计划，我和我的中国爱人今年完婚。他叫刘士亮，是一个来自安徽五河的农村小伙子。1999年，我来中国为一家美国出版社撰写一本关于中国旅游的书，偶遇在合肥做保安的刘士亮，我们之间擦出了火花。“身份”的差距，并没有阻挡住我们的相爱。

　　2007年，一桩意外把刘士亮卷入其中，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刘士亮是安徽五河县双忠庙镇刘蔡村人。这个村子的人大多数都姓刘，属同一个祖先，不过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让家族成员间也潜伏着矛盾。

　　刘士亮大哥的孩子，和同村村民刘士勋的孩子发生了冲突。这起孩子间的纠纷，却使得两家家长棍棒相见。最后，刘士亮大哥家吃了亏。当时在深圳工作的刘士亮，坐立不安。

　　2007年5月15日，刘士亮从深圳赶到五河家中，身边还带着5个朋友——这很容易被看成是意图报复和挑衅。

　　很不幸，刘士亮和刘士勋又发生了肢体冲突。刘士勋轻微伤，而刘士亮重伤颅骨骨折，当即被送到安徽省立医院医治。

　　我引用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裁决书，说明此事：

　　“刘士勋因邻里纠纷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刘士勋除负刑事责任外，对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刘士亮造成的损失，还应负民事赔偿责任。”

　　2008年6月23日，终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刘士勋判处有期徒刑5年，赔偿刘士亮1.5万余元。但是刘士勋对此判决不满，状告刘士亮非法侵入住宅，也走上了上访之路。

　　上访，是中国人特有的权利申诉方式，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信访的道路。2004年，中国国家信访局曾经公布，每年的上访案件达到1000万起，每年的上访人数超过50万人次。

　　整个事件很不幸。在等待刘士亮身体康复的同时，我们开始筹划在2009年完成婚礼。经历过这次意外，对步入稳定的婚姻，我已急不可待。

　　然而接下来的波折，却让我陷入更深更大的漩涡中。

　　小城洋秋菊

　　2008年3月，五河家人的一个电话打到深圳，我和刘士亮得知：五河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为名，对刘士亮提请逮捕，五河县检察院已批准逮捕。

　　距离那起邻里冲突已经过去9个月，为什么这个时候又突然对刘士亮实行逮捕？

　　直到时隔半年之后，2008年10月，刘的家人才获悉，早在2008年2月28日，五河县公安局就对刘士亮网上通缉。

　　别人告诉我，在中国，只有罪大恶极的，或者重大民事纠纷中的责任逃逸者，才可能被上网通缉。

　　我的律师吴志君告诉我，在认定当事人逃逸的情况下才会通缉，而且要在24小时之内，对家属下达书面通知。但是，刘士亮和他在五河的父母称，一直没有接到当地警方的书面通知。他们认为，五河县公安局知道刘士亮在深圳工作单位、住址及电话，但是没有行使这项义务。

　　更让我奇怪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个罪名。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刘士亮的老家，去邻里家走动有时十分随意，不需要预约。

　　所有的蹊跷，都使我不得不认同刘士亮父母的推断：对方不甘受罚，通过关系对执法部门施加了不当的影响。但刘士勋家人否认了这个指控。他们认为，刘士亮依靠人多势众制造了事端。

　　五河县公安局局长吕兴亚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介绍，这起案件责任很明确，打人的一方和侵入他人住宅的一方，都有责任。当时在找不到刘士亮的情况下，才根据有关法规对刘进行通缉。吕局长说，根据当时勘查情况，刘士亮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证据明显，所以对他提请了逮捕。

　　我们委托律师递交了要求撤销逮捕决定的申诉书，并且在2008年10月到安徽省公安厅、12月到公安部反映情况。但是我和刘士亮得到最多的答复是：“需要了解情况”。

　　吴志君律师跟五河县公安局交涉的时候，得到这样的答复：刘士亮必须归案，因为刘士勋一家也在上访，两家的不断上访给当地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2009年6月17日，刘士亮在深圳被警察带走，6月28日被羁押到五河县看守所。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休斯顿，立刻赶回了五河县。从这一天起，我的生活就被改变了。

　　本来作为五河小县城唯一的洋人，我已经够扎眼了。现在，五河、蚌埠、合肥、北京，在各级公、检、法机关门前，我这个红头发的老外，又加入到上访者行列中。

　　我最早来到的是五河县公安局。而后，当得知检察院即将提起公诉，我又来到了五河县检察院。吴志君律师说，非法侵入住宅，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一般属于自诉案件，只有在特别严重时，才作为公诉案件审理。

　　但是，我发现，在县城找领导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每一次都找不到领导，很多领导不在单位上班，或者“领导在开会”，其下属也不知道领导在哪里。

　　五河县检察院一位官员说，既然公安已经提请逮捕，作为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是顺理成章的。他告诉我：“公安是配菜，我们是炒菜。”

　　我对“配菜说”的逻辑感到不解。检察院对于批准逮捕的案件应该做独立的调查，不能视自己批捕的案子作为一个应景的配菜程序而推卸责任。因为，如果开始就抓错了人，后来者很可能也会将错就错。

　　开始，我不想把事情搞复杂，跟秋菊一样，也是从基层反映情况。我知道“越级”会让当地政府不高兴。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去北京。我的理解是，当人们认为法律在被不公正地执行时，需要到一个更高级的机关来纠正这些做法。

　　“在程序中”

　　我的第一份工作和北京有关。2000年哈佛大学毕业后，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工作了一年。现在我故地重游，是为了上访。

　　北京酷热无比。我先是去了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访处。我认为问题出在五河县公安不应该对刘士亮通缉，这是滥用权力。我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求依法办案。

　　我去公安部的次数最多，已经5次了。公安部信访处的人都认识我了，甚至跟我打招呼，“又来了？”

　　信访处门前，每天挤满了各地的访民。这里上午发号，下午叫号。人们早早排好队，希望可以有机会陈述冤情。我看到，有些好不容易排到前头的上访者，因为没带身份证，被门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打发回家。

　　访民们一开始还以为我是个记者，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遭遇。许多问题因为经年累月得不到解决，已积重难返。他们似乎对结果也不抱希望，唯一的寄托就是不停地上访。有意思的是，一个中国人甚至问我：你来上访是被人指示还是被人花钱雇的？

　　或许是看到一个老外站在上访的人群中不好看？一次，公安部信访处的工作人员过来邀请我进去坐。我谢绝了：我不是小孩子，不需要照顾。我要和其他上访者一起排队。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访处，在正义路靠近东交民巷的地方，门上没有牌子，显得神秘。在那里，工作人员看到“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个罪名都觉得很奇怪，说这构不成重罪。一个59号工作人员，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能够认真听完我的倾诉的人。我甚至分辨出，此人的口音来自呼和浩特。

　　国家纪检委信访处我只去了一次，是坐308公交去的。这个地方一天只发100个号，但是一般是一批同时接待5个访民。因为往往是下午两三点开始接待上访者，我那次是和7个人一起挤进去的。

　　整个7月、8月，我几乎天天上访，对于这些机构的上访规律门清。为了省钱，我还办了交通卡，北京坐公交才4毛钱！

　　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好多中国法律方面的书，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信访条例。看完了这些书，我觉得跟美国的法律条文区别也不算太大，差距来自执行上。

　　比如按照信访条例第23条，信访机构应该给上访者书面答复，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只是偶而得到一张小纸条，告诉我下一次上访的时间，和我应该去解决问题的地方。

　　我把一切搞砸了吗？

　　我在北京上访，让刘士亮代理律师刘咏梅很不高兴。她说，本来这个案子很容易，就因为刘士亮有个要过门的美国太太不断上访，还找媒体，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或许真应了刘律师的话，2009年9月14日，五河县人民法院开庭，这是事隔三月后，我第一次看到刘士亮，但是这次开庭没有宣判就结束了。

　　吴志君律师认为，五河县公安机关羁押刘士亮，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正常情况下，法院要在1个月到一个半月内，开完庭并作出一审判决。开庭后，检察院有两次补充证据的权力，每次为时一个月。如果法院在一个半月内审结不了，可以向上级法院请求延期一个月。

　　五河县外宣办工作人员李向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案子其实不大，之所以现在没有宣判，就是因为搜集到了新的证据，法院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李向前告诉记者，“朱莉想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对案子施加影响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是‘做洋奴’的时候了。”

　　11月2日，我去了五河县法院，刑庭庭长告诉我，案件已经上报安徽省高院，并且已经获得批准，可以延后宣判。11月7日，我带着刘士亮的父母去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傍晚时分，得知五河县法院已将案件退回五河县检察院。

　　刘咏梅律师说，这次是五河县检察院主动撤诉的，他们还要重新起诉。

　　在看守所里，刘士亮已经迎来送往了几拨狱友。刘咏梅说，原来与他同被关押的两人，一人有前科，此次又是翻墙撬锁，并打伤了人且不认罪，才被判处六个月，离开了看守所；另一人被判了三个月，也走了。因为刘士亮“拒绝认罪”，我们取保候审的要求没有被允许。现在，刘士亮被羁押时间已近半年。

　　我也自问，是我的倔劲惹恼了地方官员吗？

　　一些中国人会说，中国法律和美国法律肯定有一些区别，中国的法律还在完善，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有的地方，法律还是靠人、靠关系。

　　没见着奥巴马校友

　　我担心案子无休止拖下去。11月12日，我在网上发现了一家航空公司当晚去北京的单程机票，4折。我决定当天从深圳飞往北京。

　　11月13日，我一口气去了三家公检法部门。在公安部，我又谢绝了进门坐坐的邀请，交谈在门口就结束了。在最高法院，警卫告诉我，没有判决书不会被接待。

　　下午，我还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来过两次，他们都认识我。警卫告诉我，上次接待的59号工作人员已经调到国家信访局，让我去信访局找以前的59号，才会知道案子进展。这期间，我还做了一件在外人看来很“离谱”的事情：找奥巴马上访。11月15日奥巴马总统来中国访问，我知道他一定会去美国大使馆。我想：让美国总统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知道我这位“洋秋菊”的存在，或许能促进事情的解决。既然司法渠道和舆论监督的路都碰壁了，我想试试中国的传统方式—“告御状”。

　　11月17日下午，我登记进入了美国大使馆的一道门，我走进院子，发现第二道门站满了等待总统的使馆要员和美国特工。我走上前，说明了我的境遇，向他们递交了我的信件。但是他们严肃地告诉我：不能接收和代我转交任何东西给总统先生，并让我赶紧离开。

　　我表示理解，但是我并不服气。奥巴马算是我的哈佛校友，一个美国公民向自己的总统求助并不为过，况且我还曾经投过他一票。

　　我没辙了，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你知道，上访对于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美国，没有“信访办”，美国人到各州首府和华盛顿上访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表达意见的渠道很畅通。

　　这一次，我在北京待了半个月。每天像上班一样，上午出门上访、找律师和记者，晚上回酒店，天天挤公共汽车。

　　在我上访的所有过程中，“在程序中”是我听到最多的词汇。信访的处理进展从来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始终不知道“程序”究竟到了哪一步？

　　11月26日，在北京寒冷的街头奔波了一天，我又冷又饿，傍晚经过建国门一间“SUBWAY”的时候，看到橱窗里“火鸡半价”的红色招牌，我突然意识到，这天是感恩节。

　　此刻，我的父母还有我亲爱的奶奶，正围坐在休斯顿家中享受着大餐，而我独自在中国奔波。我的身边没有可以分享心情的人。刘士亮，此刻他在做什么？

　　12月2日，是刘士亮在五河县法院第二次开庭。前一天，我又一次来到了公安部信访处。出人意料，这一次我受到了热情接待。一位信访接待人员告诉我：“公安部对你的事情很重视，部长几次就你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批示”。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的事情太复杂，我这个老外还没有摸准它的“弦外之意”。

　　上午10点，我匆匆离开公安部，赶上了北京开往蚌埠的火车。多日来的奔波让我疲惫不堪。我不知道将来怎样？只是想把眼前这场难关渡过去。

　　（12月2日，刘士亮案件在五河县法院第二次开庭，五河县法院介绍，法院将择日宣判。刘士亮仍在羁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