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举报人”敲诈入狱3年 出狱后继续打假

　　敲诈入狱3年“禽流感举报人”出狱后继续打假

　　此前因诈骗和敲诈勒索入狱3年 刑满后再次踏上举报假药假疫苗之路

　　“已经几年过去了，国内的兽药、疫苗市场并没有大的改观，假药假疫苗依然还在。”

　　——“民间举报禽流感疫情第一人”乔松举

　　东方早报记者 李克诚 实习生 王丽芹　　

　　曾协助农业部“打假”，但因收受“问题疫苗”制售单位钱款而入狱的乔松举出狱了。早报记者昨天获悉，“民间举报禽流感疫情第一人”乔松举在出狱几个月后重操旧业，低调地继续做起了举报假兽药的“职业打假”之路。

　　“几年过去了，国内的兽药、疫苗市场并没有大的改观。”乔松举在电话中对早报记者说，这也是他出狱后坚持继续举报、“打假”的重要原因。乔松举称，现在他手头上就有两三个“替养殖户维权”的案子，一些安徽、山东的家禽养殖大户在购买了并注射了禽用疫苗后，鸭、鹅纷纷死掉，这些受害的养殖户正委托他向制售假药的公司索赔。

　　“知假买假”

　　是为了净化假药市场

　　事实上，乔松举出狱后已在“打假”上有所斩获。前不久，国家农业部兽医局向其发来编号为“农医药便函（2009）359号”的函件，向其确认，其举报的重庆某生物制品公司生产的8款禽用疫苗均属未经批准的“违法产品”。后来，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重庆某生物制品公司向乔松举支付了约20万元赔偿款。

　　乔松举对早报记者说，他现在仍然是“知假买假”，在得知某疫苗企业及销售单位出售的疫苗是“假疫苗”后，他会大量购买并提出索赔。“我这是为了净化市场，那些购买假疫苗而受害的养殖户有多可怜啊。”他说。

　　但吃过牢狱之苦的乔松举在维权手法上与过去截然不同：“我不会与假疫苗的生产厂家直接接触。”如果“问题疫苗”的生产厂家或者销售单位愿意协商、作出赔偿，乔松举会告诉对“在法院的主持下”调解。他说自己担心，如果直接与疫苗厂家协商索赔的事，会被对方诋毁为“敲诈勒索”或者“诈骗”等罪名。

　　“他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力量在对抗整个行业。”曾担任乔松举辩护律师的孔维钊对早报记者说，一些疫苗生产企业为了牟利，往往会勾结各地的畜牧兽医站，出售各种违规的“问题疫苗”。一旦有养殖户受害并举报“问题疫苗”，地方行政部门多敷衍了事，并不做实质处理。

　　按照我国规定，个人及私营企业一般是不准销售家禽疫苗的，而各地的销售单位多为经省级部门批准的地市畜牧兽医站。因此，从各地兽医站“流出”的疫苗若为“问题疫苗”，相关主管部门在处理上多是“非常低调”。

　　3名“职业举报人”

　　危险的举报之路

　　如今，出狱后的乔松举不愿多提“过去的事”，他的家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举报”、“打假”。但乔松举说，他仍会在“打假”这条路上走下去，“我熟悉兽药制品，有识别假兽药的经验。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想为农民多做点事。”

　　事实上，像乔松举这样游走在法律边缘，并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的职业举报人在各地均有不少。因实名举报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一夫多妻”而闻名的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最近被《检察日报》主办的“正义网”提名为“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候选人”。但王培荣此刻却无法高兴起来，因为身为教师的他被学校“停课”、失去了教学岗位。尽管其所在学校否认王被停止教学岗位与其屡屡举报当地官员有关，但王培荣对其因举报而“惹祸上身”深信不疑。

　　因屡屡举报太湖化工企业排污而闻名的另一职业举报人、“太湖卫士”吴立红，前年也因被当地检察院指控犯有敲诈勒索与诈骗罪，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对于职业举报人的上述遭遇，孔维钊律师分析，一方面有一些职业举报人“借举报为名、为自己谋利为实”，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举报制度不完善相关。他说，对于一些具有公益性质的举报，如何切实保护实名举报人的安全，应引起国人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否则只会助长社会的冷漠。

　　链接

　　争议乔松举

　　乔松举的成名之路一直与“举报”两个字形影不离。

　　2004年12月20日，乔松举举报江苏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2004年12月21日，举报扬州添益微生物研究所；2005年1月5日，举报上海奉贤区畜牧兽医站。

　　2005年10月，他曾因直接向农业部官员举报安徽天长禽流感而一夜暴得大名，被媒体广泛报道。

　　2005年11月24日上午，乔松举再次向农业部反映，其家乡——江苏高邮的一家禽养殖大户家里死了100多只鹅，“可能发生了禽流感”。但这次举报的结果出人意料：当天夜里11点多，乔被当地警方拘留。

　　后来，当地法院以其犯有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法院在判决书中称，乔松举在向农业部举报“问题疫苗”的过程中，曾冒充工作组组长身份，以“要求支付差旅费”等名义从江苏省农科院兽医研究所等单位骗取数万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