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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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森 |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森--“请不要问我金融危机的问题”
“受到科斯等人启发，我希望能找到一种从未有人尝试的新方法，系统、彻底地研究企业交易费用的问题。过去企业好比一个黑盒子，经济学家很少深入其中，打开看看里面究竟在发生什么。”
文/图 刘旭阳 发自瑞典斯德哥尔摩
今年的诺贝尔奖名单10月份揭晓后，记者就一直试图联系采访获奖者，然而只有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森在第一时间回了信。
他在信中表示，应该有时间诺贝尔周期间接受专访；“另外，我善意地提醒你，我研究的方向是管理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请不要问我有关金融经济学、最近的金融危机、失业率以及美国政府财政预算的问题。我知道它们都是很重要的话题，可我真的知之甚少。”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见到威廉森时，这位77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教授亲自给记者找椅子坐。他会仔细聆听并回答每个问题，也很认真地帮所有人签名。
今年的经济学奖创下两项记录：奥斯特罗姆成为1969年设奖以来的首位获奖女性；首次由两个学派的人分享——奥是公共选择学派，研究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而威廉森则是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研究企业的制度安排。
威廉森在新制度经济学崛起中居功至伟，这一学派的科斯定理、交易费用等概念和原理，若不是他的巧妙诠释和大力推广，可能至今仍然尘封。因此，他被誉为科斯定理的重新发现者。经过他的传播，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使企业理论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威廉姆斯的获奖，学术界议论的唯一问题是“什么时候”。
他夫人德洛丽丝透露：“2000年开始，就不断有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被诺贝尔奖提名了，我们每年都经历从兴奋到失望的过程。到了最近几年，我们已经对诺贝尔奖几乎不报什么希望了。”
10月12日深夜，威廉森夫妇被电话铃声吵醒。儿子告诉威廉森，他获奖了。“我们起初仍然半信半疑，直到第二天清晨出门时，才确信这是真的——我们家门口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
得奖的麻烦也不少。“在美国，我们头疼的是无时无刻不跟着你的摄影机，好在我还活着。”威廉森说到一半，他夫人又补充：“在斯德哥尔摩同样让人头疼：你要不停地操心，待会要换上什么礼服。”
威廉森的文章常被批评晦涩难懂，其实他绝不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学究。他的青少年是在苏必利尔湖畔的乡间度过，在工作中又需要经常到企业作调查，还要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应对来自各国的最聪明学生。“与他在一起，没人会觉得枯燥。”他夫人说，“朋友们唯一的恶评是：他太聪明了，大家打混双网球时，我们总是靠计策取胜。”
采访的最后，一个小男孩举着相机跑了过来，“爷爷，我可以给你照张像么？”
“这是我们的孙子彼得，这次我们全家都来瑞典了。尽管天气很糟糕，但这仍将是一个最美妙的假期。” 威廉森笑着说。
B=外滩画报
W=奥利弗·威廉森
B：得知自己获奖时，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W：对于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青睐，我非常惊喜。我希望这能让世界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投入更多关注，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后人去研究发现。另外，我不得不说，是那些帮助我对企业和组织进行实际调查的学生们，让我的假说得到证实。诺贝尔奖有他们的功劳，我欠他们人情。
B：近20年中，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和你都得了诺贝尔奖。诺奖评委会为何如此关注这一学派？
W：经济学家一度执着于对理论研究，忽视了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分析。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老的制度经济学者未能解释和预测企业、组织今天遇到的问题，这直接促使我们这一代学者去探求用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或提供解决之道。我提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说未必能成为解决所有困惑的万能钥匙，但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给未来更好理论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B：“新制度经济学派”可以说是由你来命名的。你为什么能在这一领域连续奋斗40年？
W：对企业和组织的经济学研究处处充满惊喜和挑战。起初，我只是受科斯等人启发，希望能找到一种从未有人尝试的新方法，系统、彻底地研究企业交易费用的问题。在当时，企业好比一个黑盒子，经济学家很少深入其中，打开看看里面究竟在发生什么。
1975年，我在拙著《市场与等级》（Markets and Hierarchies）中，正式提到新制度经济学，也开始了此后30多年对它的研究。大概到1995年左右，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协会正式成立，我开始周游世界，与欧、美、亚、澳洲年轻人分享研究经验和心得，这让我非常满足。你知道，很多老教授都不喜欢中途改变研究方向，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乐在其中。
B：您认为对目前的企业和组织来说，哪一种方式的研究才最可能发现最佳管理方式？
W：我认为经济学需要多元化的研究手段，而且实际上研究企业和组织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距离找到“最佳”还有很长一段的路，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应用尽可能多的适用研究方式，通过单独或集体的论证，来打破那种认为企业就只有生产功能的旧观念，来揭开黑盒子的秘密，为制订公共政策提供有力依据。
B：您多次受邀访问中国，对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有何看法？
W：对于中国，我的第一印象是发展太快了。北京的长城、上海的外滩和杭州的西湖也都给我留下美好记忆。此外，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让人惊讶。回想一下，曾与我共事过的中国学者或我教过的中国学生，总数要超过一千人。我很喜欢与中国学者和学生打交道，他们比其他人更好学。在课堂上或实验室时，我们都用英语交流，但我发现当真正为某个问题争论起来之后，中国人都忘记用英语，直接用中文辩论。我在一边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这很有趣，我很喜欢他们。
访问中国的时候，人们对经济学方面的渴求很让我感动，每次演讲都座无虚席。而且他们总能提出很有见地的问题，或批判或论证，有时我都不是那些年轻人的对手。
至于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我就不能说是权威了。但就中国的经济改革，我有一点看法：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矛盾的万能钥匙。尽管我支持中国政府进行私有化改制，但希望你们不要急于一时。中国国有化的历史非常久远，现在的政府一定要尽量扶持和帮助企业，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去保护产业的健康发展，避免引起新的经济危机。
B：您如何评价中国香港另一位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
W：张五常非常优秀，他的观点对我研究交易费用和契约帮助很大。但我已经很久没与他联络了。
B：奖金你计划如何使用？
W：我会捐给加大伯克利分校，作为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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