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化县地处湘中偏北,资水中游,雪峰山脉北麓。此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车辆尚不能直达。也许你会认为,这里仍旧留存着乡土社会原生态的宁静与悠闲,但当一声鸟铳响起,一把火光点燃,所有的想象都一头栽倒在现实的血泊之中。12月12日,安化阴山排村村民刘爱兵持猎枪袭击本村村民,致13 人死亡、2人重伤。死者中有刘的父亲,其余死伤者均为刘的近亲属。当地警方称,刘爱兵曾有精神病史。但对这一说法,一些受害者的家属提出质疑,阴山排村老支书刘建明也说道,“说实话,我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变化,有人说他有精神病我不相信。”
或许真有一种精神疾病,是外人无法看出或感受到的?这且不论,我很怀疑的是,为什么在刘爱兵还未被抓获之前,警方就已认定其有精神病史?我尤为怀疑,是不是包括政府、警方乃至我们每个人在内,都多么希望杀人者刘爱兵罹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因为这样一来,仿佛一起惨杀至亲骨肉及同宗族人、颠覆人伦的惨剧,就可以因为精神病杀人而变得不那么惨烈,警方或政府就可以少承担一些指责,而我们也就仿佛能够因此获得某种暗示或解脱,从而可以不必承受一种现实的邪恶,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样一次已成事实的惨剧。
在今年5月5日广东肇庆市发生一起惨杀一家六口的灭门案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曾经表示,“我国灭门案并未频发。”语音犹在,灭门案却接连而至,连安化案件这种自灭家门的惨剧也不鲜见了:11月16日,云南禄劝特大杀人案,嫌犯陈文法亲手杀死包括双亲及奶奶在内的6位亲人;11月27 日,北京大兴,嫌犯李磊不仅杀死自己的父母、妹妹和妻子,更是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
如果所有的恶性案件都是由精神病人完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也太多了些?显然仅仅用杀人者患有精神疾病,已经无法令所有追问灭门案何以频频发生的人感到释然。尽管,我并不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精神病杀人的案例,但我也宁愿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病人”,都或多或少地带着各自的伤口活着,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充满着抑郁、挣扎与疼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刘爱兵或者李磊。精神病之外,一定还有诱使他们杀人的更重要原因。
不禁想起不久前美国社会对一些类似案件的反思。美国犯罪学专家莱文认为,“灾难性损失可能成为一个原因”,在经济面临严重衰退时,更多人会遭受这样的损失。“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处于失控状态时,也有越来越多造成重大伤亡的案件发生。被害者可能是同事,也可能是家人。”另外,“枪手随后都被证实遭到社会遗弃、被其他人作弄或孤立。”
那么不论是刘爱兵、李磊还是陈文法,他们是不是同样因遭受某种“灾难性损失”而处于失控状态?是不是同样有“遭到社会遗弃、被其他人作弄或孤立 ”的情况存在?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精神病人”就能够完全替代的追问。因为无论如何,精神病从来不是“自灭家门”以及制造“灭门案”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都是精神病人,我们也有必要经由这些问题,来回答他们好端端地何以成为精神病人。不能光顾着用压力、歧视与贫困来“制造”精神病人,而不肯尝试纾解或改善他们的心灵及境遇。
在俗世中生存,一个人要活下去,总是有着值得他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那么同样的,一个人要溃败,总是伴随着一种最彻底的断裂。对安化案件,已有人猜测刘爱兵也可能是报复杀人,也有分析者认为,返乡农民工突发心理问题有可能是起因之一。这很可能是警方称其有“精神病史”说法之外值得正视的声音。它向我们指出一种边缘人群身上相似的苦难与戾气,自然也指出了一种深层治理的方向。
诅咒那些恶魔般的杀戮,并以最沉痛的方式来谴责一些罪恶的行为,却不得不同时从社会的角度反思其因果。一个空前繁荣的大时代语境中,那些被抛弃的人群,以及他们濒临绝望的心灵,已变得这样不可回避。(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