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通缉犯”：被捕后凭人大代表身份潜逃四年

　　刘佳林于2007年1月5日当选为嘉兴市秀洲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好是被抓后的第二天

　　我只想早点拿到茧款。”杨晓雷说。他是江苏省启东市的一名蚕农，养蚕一年至今血本无归，他说自己的厄运与一个叫刘佳林的人有关。

　　在互联网上刘佳林被称为“最牛通缉犯”，这缘于他被抓捕后靠一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脱身”的经历。

　　在杨晓雷看来，刘佳林是通过黄天辉将蚕农的辛苦钱“圈走”的。

　　黄天辉是启东茧丝绸龙头企业的董事长。他说，三年下来3000多万资金被嘉兴丝绸市场的“交易黑洞”吸食干净，这些资金原本是用来支付给蚕农的。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启东茧丝绸龙头企业倒闭，全市五万余亩的桑园逐年锐减，如今不到一万亩。

　　破产的蚕农

　　11月26日下午，在启东市人民医院，病床上的朱保相一脸愁容，他盼望手里的白条早日兑现，那是一笔被拖欠了四年的蚕茧款。

　　“住院每天要花100多元，能早点拿到蚕茧款就好了。”朱保相的老伴告诉本刊记者，几年入不敷出的日子过下来，家里已没有余钱来治病。

　　今年86岁的朱保相是启东和合镇的一位老蚕农，近20年来他与老伴一直靠养蚕度日。四年前的一场变故，断送了老两口的养蚕生计。

　　2005年是茧丝市场火爆的年份，按照当时的市价，老两口一年三季蚕茧总收入超过一万元，两人喜滋滋地盼着兑付蚕茧款的日子。在当地，先收蚕茧年底一并付款，多年如此。但是这一年的蚕茧款直到年底也没有兑付。

　　被拖欠的不止朱保相一家，整个启东市两万多户蚕农这一年遭遇相似，涉及金额上千万元。

　　事实上，此前两年已有部分蚕茧款被拖欠。

　　让蚕农们感到愤怒的是，蚕茧款一拖就是四年，至今都没能全部付清。拖欠蚕茧款的是启东天益茧丝绸棉业有限公司(现为启东帝华茧丝绸棉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帝华公司)。

　　“一年血本无归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养蚕农户破产了。”黄亚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是志良镇二效村第一村民组组长，家里种了三亩桑园，一年的蚕茧收入正好够孩子一年的学费。

　　蚕农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帝华公司。他们一度冲进帝华公司要求兑付蚕茧款，协商无果后砸毁了帝华公司的办公设备，将帝华公司董事长黄天辉扭送到启东市政府，要求市政府主持公道。

　　黄天辉则感到憋屈：“我也是受害者，我被嘉兴丝绸交易市场给骗了。”他说，始作俑者是时任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负责人的刘佳林。 “网上通缉”由来

　　时间回溯到2003年5月的一天，黄天辉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来自嘉兴市的刘佳林一行。

　　“他们鼓吹成为会员可以在市场的"金蚕网"上买卖蚕丝，可以出5%的钱买100%的蚕丝，可以融资，还可以锁定丝价。”黄天辉说，“我觉得是好事就当场答应了。”

　　按照交易“规则”，黄天辉按交易额5%的比例不断往指定账户打进保证金。截至2005年10月底，帝华公司保证金账户余额为1400万元。但是11月7日市场里的交易规则突然改变了，保证金比例从交易额的5%提高至40%。

　　会员还被告知，新规在11月14日起执行，需追加保证金的会员在指定时间之前若不能将资金补足，交易市场将对所缺资金会员的合同进行强制转让。

　　按照新规，黄天辉将被迫成倍增加巨额保证金，否则之前所缴纳的保证金将损失殆尽。

　　作出新规的是与交易市场同一个法定代表人的嘉兴茧丝绸市场交易结算公司(下称结算公司)。黄天辉发现，结算公司的法定经营范围是现货交易的结算和担保，但实际上，它一直是按照期货交易的方式操作结算。

　　正在黄天辉困惑之际，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同年11月14日，浙江巴贝集团下属巴贝丝业公司和巴贝领带公司以“市场不属国家法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为由向警方报案，市场被迫停市30多天。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两巴贝公司获赔6950万元的交易损失，双方并签订了“保密”协议。

　　经过“巴贝”事件，黄天辉了解到交易市场原来并不属于国家法定的期货交易场所。而仅2005年黄天辉所在的公司向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就汇入“保证金”2300多万。

　　吴江市庙港缫丝厂是一家百年老厂，其产品是苏州市的名牌产品。在亏损了2300余万元保证金后，该公司被迫歇业，上千名员工下岗。该厂总经理金永观说：“他是一步一步地骗，外来大资金肯定是要被吃掉的，他们有一帮子人在晚上开会分析哪些可以吃掉。”

　　“合同订购交易是违法的，这意味着他们存在诈骗行为。”黄天辉随即向启东市公安机关报案。

　　2005年12月22日，启东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冻结了交易市场账户部分资金，并对市场法定代表人刘佳林进行网上追逃，悬赏两万元。公安部“在逃人员信息表”载明，刘佳林虚拟交易主体，诈骗巨额保证金。

　　事实上，“刑拘在逃”的刘佳林就在嘉兴，还在毫无顾忌地出入各种场合。 “捉放”刘佳林

　　显然，抓捕刘佳林并非易事。

　　“因为涉及三农问题，市里很重视，由市政法委牵头组成的专案组数十次前往嘉兴抓捕均无功而返。”启东市公安局办案民警黄立新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去都会遭到围攻。”

　　2006年的一次围攻让黄立新至今心有余悸。

　　“一伙人找到我们所住的宾馆，将我们围困在房间里，窗子玻璃被敲碎，门被砸得咚咚响。”黄立新讲述，一伙人冲进房间将启东市检察院检察官张卫打倒在地。

　　“形势很危急，我们拨打了110。”黄立新说，“警察办案反要报警，真是很滑稽。”

　　接警后，当地防爆大队队员将专案组成员护送到当地新兴派出所，派出所随即被人群包围。

　　“我们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住了两天两夜，每天吃方便面。”黄立新说，到了第三天，围攻的人突然撤了，他意识到有人来“解救”他们了。

　　原来，启东市政法委领导赶到嘉兴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与此同时，江苏省公安厅也向浙江省公安厅发出“紧急协调函”。

　　在黄立新看来，办案人员遭遇“围攻”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步调一致，说冲击就冲击，说撤退就撤退。

　　“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嘉兴地方政府不可能不知道。”黄天辉说，“很显然，"围攻"是保护刘佳林的一个手段而已。”

　　此后的2007年1月4日，刘佳林最终被抓捕，抓捕的过程充满戏剧性。

　　有网友报料称，刘佳林被贴身的“兄弟”出卖，讨债的“蚕农”在一个小饭馆里将其抓住后，躲开嘉兴警方盘查，从偏僻小道将刘佳林押送到启东市公安局。

　　对此，刘佳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那些都是瞎编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实际上就是绑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透露，在启东警方无计可施之际，有“蚕农”通过一个多月时间追踪刘佳林的行踪，一天傍晚趁其返回住处之机将其控制住扭送到启东市公安局。

　　“他是在逃犯，被群众抓住，不是绑架。”该知情人士进一步披露，“当晚嘉兴各个路口均有警方盘查，但有一条通往邻省苏州市吴江的小道鲜为人知，不然即便是抓住了刘佳林也离不开嘉兴。”

　　但是，启东市公安局只“留住”了刘佳林四天。 “人大代表”疑云

　　“解救”刘佳林的是一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

　　黄立新介绍，在刘佳林被抓的第二天晚上，启东市公安局收到嘉兴方面传真过去的人大代表“当选证书”。第三天，嘉兴茧丝绸市场委托的律师陈中华持一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将刘佳林带走。

　　根据相关法规，人大代表依法享有人身特别保护权，非经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对于这样一张“及时”出现的“当选证书”，启东警方尽管满腹狐疑，但也无可奈何。

　　“当选证书”显示，刘佳林于2007年1月5日当选为嘉兴市秀洲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好是被抓后的第二天。

　　黄立新告诉本刊记者，当初在给刘佳林作笔录时询问他是否人大代表，他明确说不是。

　　在沉寂几年后，有关刘佳林的人大代表“当选证书”与“网上追逃信息表”同时惊现网络，引来一片哗然。

　　“人大代表的产生必须要经过一些法定程序，不同于一般的官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任命。”对于来自互联网上的质疑声，刘佳林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虽然已经脱离嘉兴丝绸市场，但一些组织手续还没有办理，人大代表任期到2012年。”

　　“是真是假可以到秀洲区人大求证。”他说。

　　嘉兴市秀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忠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刘佳林是我区的人大代表，有这么一回事。”

　　他介绍说，因为刘佳林在年初已经脱离茧丝绸交易市场，离开了嘉兴，人大代表资格也就自动终止了。

　　对于早在两年前就被“网上通缉”的刘佳林如何能当选区人大代表，韩忠烈解释，所谓的“网上通缉”实际上是“网上追逃”，因为公安部并没有签发对刘佳林的通缉令。

　　韩忠烈也承认启东公安立案后发布的“网上追逃”具有法律效力，但那只不过是“两地经济纠纷”，刘佳林并不存在犯罪的问题。

　　“面对民众的质疑，秀洲区人大为何不公布刘佳林当选人大代表的相关资料？”吴江市庙港缫丝厂总经理金永观说。

　　关于刘佳林的案子至今尚未了结。 博弈中的政府影子

　　尽管刘佳林被“网上追逃”，并没能阻止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对帝华公司执行“新规”。

　　2006年1月25日，嘉兴茧丝绸市场将帝华公司的干茧合约强行转让，造成帝华公司保证金损失1157万元，剩余的210万元也被抵扣。同年6月20日，帝华公司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和结算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保证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审败诉后，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和结算公司又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认定嘉兴茧丝绸市场“名为现货交易市场，实为变相期货交易”。

　　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和结算公司随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此时，嘉兴市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情况报告”，并附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商请协调函”，希望最高院纠正江苏省高院的判决，并“恳请”将南通市法院在审的三起同类案件移至嘉兴市法院审理。

　　但随着最高院一纸通知“不对该案提起再审”，被称为国内“变相期货交易”诉讼第一案的该案也随之尘埃落定。

　　最高院同时指定将南通市法院在审的三起同类案件移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结果帝华公司胜诉。

　　“无论是数十次对刘佳林的抓捕无果，人大代表"当选证书"的蹊跷出现，还是多年来艰难的诉讼，这里面都有一种无形之手在起作用。”黄天辉说。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于199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由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等六股东共同出资组建，市场产权为100%国资成分，市场在借用部分期货交易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向期货市场过渡。

　　在兴旺之时，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每日的交易价格信息，一度被业内称为“嘉兴指数”，甚至成为行情风向标。毫无疑问，茧丝绸交易市场是地方的利税大户。

　　遗憾的是，1994年该市场未获得期货交易试点资格。在1996年的一系列改制之后，国有股东逐渐退出，茧丝绸市场的管理团队掌握了控股权。到2005年底，刘佳林成为最大股东，并先后成立了若干子公司。

　　2005年下半年起，交易市场被多家企业告上法庭，被指涉嫌“非法期货交易”。这正是交易市场改制后由刘佳林掌控时期。

　　对于“变相期货交易”的指控，刘佳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辩解那是网上交易市场，不是一个期货市场，“好比几个人在茶馆打牌，有人输了却找开茶馆的赔偿，这怎么可能呢。”

　　黄天辉说，在嘉兴茧丝绸市场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期间，甚至与一位中间人签订了协议，约定支付290万元，就案件“联络、沟通和协调”。

　　“我曾经是法定代表人，代表的是市场，他们有问题应该找市场，而不是找我。”刘佳林表示他本人已于2008年底脱离嘉兴茧丝绸市场，目前国资是该市场第一大股东。

　　但一系列的诉讼并没有因刘佳林的退出而停止。（《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奇　江苏、浙江报道）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