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打黑：谁是谁的保护伞? 足协该不该成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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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安部牵头的足坛反赌风暴，让中国足协陷入尴尬。没有人说得清，中国职业联赛的参与者们，那些运动员、教练员、 裁判、俱乐部，甚至足协官员，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参与其中。更不清楚的是，为何职业化十几年来，监管缺失，流毒泛滥？

　　作为行业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再次被推到前台——足协管了么？管得怎么样？为什么管不好？

　　在公众对足协不作为的质疑声中，原定今日召开的足协会员大会也因故推迟，足协官方网站给出的理由是，《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修改意见反馈工作尚未完结。

　　郝劲松发难

　　公民郝劲松，这次的角色是个球迷。他把装满炮弹的枪口，指向中国足协。

　　这个想法，两年前就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在北大的一堂课上，一个教授提到记者狂骂足协官员，他灵光一闪，中国足球这么烂，足协是不是应该成为被告？他认为，应该让球迷知道，足协光骂是没用的，诉讼是另一种途径。

　　两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他需要一种声势和环境，让火力最具杀伤力，不能打在棉花上。当公安部打击赌球的消息扑面而来的时候，他觉得时候到了。

　　2009年11月4日，备战亚洲杯的国足队员，开始在香河集训，同一天，体坛周报等媒体发布消息：《公安部门突然出手，再掀中国足坛反赌风暴》。次日，全国媒体悉数跟进，足坛打黑自此成为热门话题。

　　20天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首次代表官方公布了打赌案的诸多细节。

　　郝劲松认为，是时候了，他准备开战。他通过《半岛晨报》公布了手机号码和邮箱，接受球迷的线索举报和投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要给中国足协写一封公开信。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郝劲松措辞激烈：“足管中心的最高领导、足协主席应该辞职向球迷谢罪！”

　　郝劲松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足坛赌假球现象如此泛滥，足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足管中心对赌球、假球在管理上不作为，严重渎职。

　　他要以球迷的身份，用法律的手段，进行一种追究，赢得一个说法。

　　郝劲松得到了支持。民间反赌球联盟负责人任杰，正在筹备10个城市的球迷合作活动，准备以球迷和联盟身份状告中国足协不作为。

　　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说，他支持郝劲松，“有人说假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不，假球是一张网，足协是这张网的中心！”

　　“隋波案”不了了之，龚建平案不处罚行贿者，17名裁判被足协内部处理；唯一一个被足协处理过的甲B五鼠案，也只是以罚款为主，禁止从事足球活动的处罚并未真正执行——在郝劲松、任杰、李承鹏等人看来，这种不作为，助长了假球、赌球的歪风邪气，降低了他们的参与成本。

　　“为什么尤可为这些人这么厉害，这么嚣张，他就知道足协不想管。”李承鹏说，干了也没损失，为什么不干？！

　　“任何有组织犯罪，都有保护伞，足协就是这些人的保护伞。保护伞不一定是参与犯罪，纵容也是保护。”郝劲松说。

　　被告是谁？

　　被推上被告席的中国足协，究竟是谁？

　　郝劲松说，连他都弄不明白。“我在网上找不到它的电话，不知道它有几个机构，谁是主席都不说明白！”

　　中国足协的身份，确实很难一句话讲清。两块牌子，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足协，同时挂在夕照寺北街东玖大厦7楼的办公室门前。

　　早在1955年，足协就已经存在。和中国的众多协会一样，在1993年改革前，其承担的主要是对外事务等务虚的工作，足球实际的行政管理职能由体委训练局负责。

　　1988年，为适应当时的国家机关改革浪潮，体委以足球项目为突破口，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将体委的行政管理职能，逐步过渡给足协。1993年，国家体委训练局正式撤销，成立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合署办公，足协正式承担起对足球的行政管理责任。因此，始于1992年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实际由足协领衔。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在体育法中规定的代表会员利益的社会团体，同时成为整个行业的管理者。

　　目前，足协的性质是体育总局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每年分到为数不多的财政拨款，其运行经费主要靠自筹。足协50余工作人员的身份，是国家事业单位的职员，在体育总局有固定编制。

　　从1992年联赛开始，担任足协主席的人，就是袁伟民，虽然其早已在2004年卸任总局局长一职。实际领导和主管日常工作的，是足协专职副主席。从1992年职业化改革至今，先后有四人担任此职，分别为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和刚刚就任9个月的南勇。

　　在球迷和公众心中，这四个人，早已不是个体，而代表了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制度。中国足坛每有动荡，这四个局级干部的名字，便会代表足协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承担骂名。

　　技术难题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管？我们管得了么？”面对记者，一名前足协官员（要求匿名）发出一系列反问。

　　“没有证据，你怎么能说人家踢假球？足协有能力调查这些问题么？你知道我没让公安介入过？不能立案怎么介入啊？包括赌球网站，你以为我们没有给相关部门提过建议，要去屏蔽这些网站？他们说这个不好办，你屏蔽了，新的就出来了。”

　　很多年前，当“黑哨”的遮羞布被撕开呈现于公众面前时，这名前足协官员就提出了他的观点：假球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法律只相信证据，不承认主观臆断，处理假球必须掌握确凿证据，而足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职能。

　　“足球这个东西，和毒奶粉不一样，在取证上很困难。足球本身就有很多可能性，每个人都可能出现技术失误，所以你就必须取证，可是这种取证能取到哪里呢？一个是他自己承认，如果自己不承认，你就必须有大量的旁证和其他证据，而足协没有这样的调查能力。”

　　王俊生曾在《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一书中，谈到隋波事件的处理细节：“足协派出工作组进行了近4个月的调查取证，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后，还专门派人到巴西，调查风传的录音带。录音带里是旅居巴西的华侨在昆明期间与国力队的外籍球员电话联系的录音，其内容是企图收买外籍 球员，让其在比赛中放水。但在圣保罗和其沟通时，这个华侨坚决否认。”

　　取证困难带来的 技术难题，资深足球经纪人谭剑表示认同，“足协的武器，就是行规。行规的力量是有限的，让俱乐部降级，他根本不怕。”

　　阎世铎曾说：“中国足协名气很大，但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说老实话，好事你也别以为是中国足协干的，坏事也不是中国足协干的。”

　　李承鹏提供的细节，也佐证了足协官员的无能为力：“按照中超元年的准入制度，辽宁一个球队没有这样的资格，就伪造了产权证，被长春亚泰俱乐部发现了，拿出了证据。当时阎世铎是想把这个球队干下去的，你作假是不行的。但一个比阎世铎更高的领导，把阎世铎生生给按下去了。最后一个作假的辽宁升级了。”

　　谁是谁的保护伞？

　　另一个让足协难堪的原因，可能是足协官员本身的涉案。

　　目前已经公布的案情显示，前足协官员范广明涉案，其被刑拘前的身份是中国足协负责商务开发的官员。

　　在假球、赌球的盘子里，范广明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收受贿赂为打假球球队网开一面，还是参与组织赌球，目前尚无定论。

　　足球评论员李承鹏说，足球圈里早就有范广明参与赌球的传言。“2001年，中国队世界杯出现那一年，我们就说范广明可能玩假球了。”

　　“足协内部都在传，怎么会花了八年才把这个人逮走呢？”李承鹏不相信，足协官员中只有一个范广明涉案。

　　“ 裁判都是中国足协 裁判委员会派的，有大案的那些年，最好去查查谁在派 裁判。”李承鹏建议。

　　资深足球经纪谭剑也认为，足协某些不干净的官员，为赌球和假球的盛行，提供了保护伞。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证。

　　“有一次，在从天津回北京的路上，我们车上一个人，给足协裁判委员会的人打电话（我不好告诉你是谁），直接电话里说，下一轮派谁谁谁，这个 裁判去了，就好使。中国足协一直说，他们派裁判，是公平透明的，哪个 俱乐部都不可能知道明天的三个裁判是谁。但这个朋友他就知道。根儿不在中国足协，在哪里？肯定有内鬼啊。”

　　谭剑说，前些年，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没有多少钱，但他们都有好车，不敢停在足协附近，都停在很远的地方，再过来上班。

　　在中国的足球圈里，作为管理者的足协官员和 裁判、教练、 球员、俱乐部经理等被管理者，同属于一个圈子，在这些人之间的流动，没有明确的制度界限。

　　查阅目前足协官员的简历，可发现多数人曾有在地方俱乐部任职的经历。涉案的范广明，在担任足协官员的同时，还在2005年担任新麒公司副总经理，为其运作 球员到新加坡打球。

　　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足协官员也难逃赌球作假的嫌疑。一些涉案人员，也为赌球假球提供了保护伞。

　　一位职业 俱乐部的投资人提醒记者，为何现在公安机关通报的都是 俱乐部经理级的人物，而没有具体的 球员？能操纵 球员的，不仅是俱乐部。

　　制度缺陷

　　足协不作为的背后，隐匿的其实是诸多制度问题。这些问题，仅仅通过郝劲松的一次状告，恐怕很难解决。

　　曾有人建议李承鹏去竞选足协主席，他本人还认真考虑过这件事。但在研究了足协章程后，他发现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虽然章程规定足协主席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但事实上是选一个主席，只有一个候选人，谁都别想争。”

　　就在司法打击赌球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已经数年没有召开的足协会员大会，计划在21日召开。修订足协章程，选举新一届足协主席和领导班子，制定中国足球未来发展思路，都是这次大会的重要议程。

　　不过，4天前的12月17日，足协官网贴出公告，因会员对足协章程的修改意见尚未征求完毕，大会暂时延后召开。

　　这个推迟，让人们不禁猜测，早已让球迷失望、又从来不曾真正割舍的中国足球，能否借此次打假迎来一个新的契机，抑或又是一个短暂的激情和狂欢？

　　延伸阅读

　　是谁织成了假球网

　　由公安部牵头的足坛反赌风暴反响巨大。截至目前，官方通报的案情，涉及2场中甲比赛、4支球队、20余人，他们的身份包括俱乐部董事长、经理、领队和中间人，以及唯一一名足协官员范广明。截至记者发稿，尚无参与假球的现役 球员、教练被公开通报。

　　中国的足球圈里，究竟隐匿着怎样的一个假球江湖？是谁编织成了这张假球大网？

　　裁判

　　在舆论的声讨中，中国足协曾经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承认黑哨的存在，直到龚建平案发。

　　与假球有关的信息，最早被人们关注到的角色，是 裁判。

　　谭剑曾与目前涉案的青岛海利丰队有过业务往来，对海利丰俱乐部有较多了解。他介绍，“黑哨”假球的一般操作方式如下：每次有重大比赛之前，俱乐部都要开会商量具体策略，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是否有做裁判工作的必要。主教练的意见是基础意见，如果是主场，战胜对方的把握很大，就不必“直接给钱”，好好招待一番就是了。如果比赛场次关系到升降级或夺得重要的名次，就会不惜血本。二是送多少。从1996年开始，一般在3万到8万之间，最多也有10多万元的。并不是俱乐部不肯多给，而是 裁判员不敢收那么多。送得多，一般都是判罚难度大，场次关键的时刻。第三个问题是通过什么渠道，由谁去给。一般俱乐部要通过一个中间的熟人介绍，然后 俱乐部安排具体人去见面。

　　收了钱的 裁判，成为足球场上的“第12名队员”。谭剑说，这样的假球，在联赛开赛后两三年，就已经在足球圈蔓延。

　　黑哨问题开始被媒体和公众关注，始于1998年。当年9月，大连万达 俱乐部老板王健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大连足球俱乐部因中国足球黑暗而决定退出中国足坛。他说：“假如有司法部门介入，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足球有多少黑哨和假球。”

　　2000年4月30日，在足球圈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国安 俱乐部老板李士林也因对 裁判员判罚不满而宣布退出中国足坛。

　　在舆论的一致声讨中，作为行业管理者的中国足协，一直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承认黑哨问题的存在。一直到2001年，龚建平案发。

　　龚建平是职业联赛设立16年来，中国足坛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因腐败问题被判刑的人。2001年，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发起打黑运动， 裁判龚建平主动交回受贿款，并写了自白书。其后，龚建平被判10年徒刑，服刑两年后死于狱中。

　　球员

　　由一个在足球圈里人脉广的中间人从中联络。中间人能得到“买球”总价的10%左右的酬劳。

　　2009赛季，在中国足协注册，有资格上场比赛的球员，只有1300人左右。亿万球迷的激情、失望和期待，都围绕着这1300人展开。

　　龚建平案前后，假球的运作模式发生变化。绿茵场上可以直接决定比分的 球员开始直接参与造假。

　　“做一场比赛，3个人就够了，一个守门员，一个前锋，一个中场核心。”谭剑说，具体操作上，一般 俱乐部并不直接和球员联系，而是由一个在足球圈里人脉广的中间人从中联络。中间人能得到“买球”总价的10%左右的酬劳。目前涉案的尤可为就是这样的角色。

　　“敢接活的，一般是队里的大哥级人物，影响力在五六个人以上，打得上绝对主力。”谭剑说，“每个队都有一个核心，俗称大哥，小弟必须得听大哥的，不然很难混下去。从国家队出来的都是老大，很多人都想进，出来后好统治一方。曾经有人给我打电话，山东的队员，那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说给我运作进国家队，给10万。哪怕打不进主力也没关系，只要国家队有我名字就行了。”

　　球员参与做假球，有各种不同原因，巨大的利益诱惑是最重要的。谭剑说，曾有俱乐部打电话给他，让他牵线找国安的三个绝对主力，一人给50万，被他拒绝了。

　　教练员

　　俱乐部有时会直接找到教练。有的教练会联系对方队中熟悉的 球员，完成间接的金钱交易。

　　几乎与 球员同时，一些能操纵 球员的教练，也参与到买球卖球中来。需要买球“保级升级”的俱乐部，有时会直接找到教练。有的教练也会联系对方队中熟悉的 球员，完成一种间接的金钱交易。

　　“教练和 俱乐部都是签约制，有升级的压力，如果三场不胜，他就特需要赢一场或者平一场，有了这一分，或者三分，俱乐部的名次就能上升，也保证他们在 俱乐部老板面前的一种颜面，所以它就要找熟悉的队员，活动活动，通融一下。”谭剑分析。

　　教练和 球员也会达成某种默契，“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约定，明年你踢得不开心，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样球员肯定会帮忙啊，明年就可以跳槽啊，待遇肯定还不错。”

　　在中国，绝大多数足球教练是足球运动员出身。许多人在从球员到教练员的转化过程中，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他们能够走上教练岗位凭的是声望、资历或者机遇，目前中国各俱乐部的教练，差不多清一色由退役 球员担任。这为“交易”的进行提供了土壤。

　　俱乐部

　　假球和赌球甚至成了某些 俱乐部的生存之道。目前正被调查的海利丰或许就是典型代表。

　　“假球发展到后期，已经是 俱乐部和 俱乐部之间直接谈了。”谭剑说。

　　目前被公安部曝光的两起假球案，均为此种类型。

　　2006年中甲联赛第17轮，有“冲超”希望的广州医药队主场对阵山西陆虎队，为了确保冲超成功，广药向山西陆虎支付了20万。

　　2007年9月22日，“中甲”联赛成都谢菲联足球队客场对阵青岛海利丰足球队，当时正是前者“冲超”的关键时期。经双方协商，成都谢菲联队以数十万现金并免费让青岛海利丰队在其训练基地冬训一个月为条件，让青岛海利丰队在这场比赛中“放水”，比赛期间，青岛海利丰队通过违反常规换人等形式，操纵比赛结果。最终，成都谢菲联队以2：0赢了青岛海利丰队。

　　“假球和赌球，甚至成了某些俱乐部的生存之道。”谭剑说。目前正在被调查的海利丰或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谭剑描述了海利丰队当初的窘况：“开始是个乙级队，每年投入将近200万，冲甲B好几年没成功，就买了一个广东宏远的壳，一下子变成了甲B球队，就是现在的中甲。”

　　在中甲，海利丰几乎没有任何赞助，球员年薪很低，还常被拖欠。为了节省开支，球队出去打客场都坐火车。算下来，一年200万的投入很难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一个队的运作，老板就开始想别的办法。

　　“从乙级时就在小规模买球卖球，支撑 俱乐部的花销，近两年，把卖球和赌球当成一个产业来做了，提高运动成绩，根本就不在俱乐部的考虑范围内。”谭剑说。

　　虽然不能把经营的惨淡，作为 俱乐部或者运动员参与赌球的借口和理由，中国足球俱乐部难于盈利却是基本的现实。在刚刚过去的2009赛季里，共有41支职业俱乐部参与联赛的游戏。在这些球队里，只有中超冠军国安自称实现了收支平衡，这还是国安副董事长张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种谨慎的说法。另一支中超劲旅上海申花队投资人朱骏则对记者称，俱乐部每年的投入至少1000万美元，而收入几乎是零。

　　在职业联赛市场刚刚开始培育的初期，赞助商少，球迷上座率低，电视转播卖不出好价钱，是中国的 俱乐部无法盈利的重要原因。而某些俱乐部投资人的投机和功利心态，则加重了 俱乐部的危机。

　　明知足球难于盈利而仍进入的俱乐部老板们，有的是因为对足球真诚的热爱，也有的是看中了足球的广告效应，还有人看中的是足球带来的“附加值”。附加值之一，就是联赛球队的壳资源，在一些俱乐部老板的眼里，这是一条靠投资足球赚钱的便捷之道。

　　“靠打假球，迅速冲上中甲、中超，再把球队的资格卖出去，一个中超的壳，价码在3000万左右，一个中甲的壳，也能卖到1000万。相比之下，买球的钱，就是小头儿了。”

　　目前被公安机关刑拘的王珀，正是靠购买壳资源，进入职业联赛的“赌场”，把 俱乐部当成卖球和赌博赚钱的工具。

　　另一种投资足球的“附加值”，是某些能从政府要来的好处。青岛海利丰的投资人——目前尚未归案的杜允琪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据谭剑介绍，杜允琪靠倒腾汽车起家，收敛后又做证券，之后投资房地产，为了推进房地产的生意，和青岛市政府要些政策，杜允琪投资了海利丰俱乐部。所谓政策，最重要的是地皮。

　　“海利丰只是一个乙级队，在青岛很繁华的地方向政府要了块地，成了它的训练场，实际上是要今后做房地产开发。”谭剑说，有了俱乐部，杜允琪就可以动不动去和市政府说事，而地方政府也有支持球队发展的动力。

　　赌博集团

　　和普通百姓赌球不同， 球员和 俱乐部可以直接操纵场上比分，他们可以预制比分，直接捞钱。

　　在中国已有的假球盛行的土壤里，境外赌博集团在2003年前后的渗入，就变得相当容易。操作模式都是现成的，只不过操纵比分的结果不仅可以帮助俱乐部保级升级，还可以直接在庄家的盘口里获得更大的赌博收入。

　　谭剑说，这是一种专业的、团队化的操作模式。“中国足协制定出赛程表以后，开盘的庄家们就开始操作了，每一轮，基本选一场球，第一场，一般谁都不去做，你好我好，大家好。越接近联赛中后期的场次，假球越多。一般选择实力悬殊的两个队，让在主场踢的强队输球，爆冷，或者是两个实力接近的，让人很难猜的。这样，最后的结果，一定和大家的预测相反，庄家就能赢钱了。”

　　一般的模式是，庄家通过中间人找到 球员或者 俱乐部，直接谈价钱。

　　“2002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后，赌球就开始盛行了，当时有的地下庄家，开了世界杯中国队的盘口。”民间反赌联盟负责人任杰说。

　　“一开始赌的是欧洲的五大联赛，后来中国的职业联赛也有一些盘口。”任杰说，在中国，地下赌球已经非常普遍，任何一个普通人，想参与赌球都非常简单，在互联网上敲进“我想赌球”，无数个网页可以教给你详细的流程。

　　在这样的环境下， 球员和俱乐部也开始参与到赌球中。只不过，和普通老百姓赌球不同，他们是可以直接操纵场上比分的人，他们不是在赌，而是在预制比分，直接捞钱。

　　任杰告诉记者，在足球圈内有一句流行语，“赌三年球，坐三年牢，富三代人。”（刘薇）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