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香港电影的“搬运夫”和“鼓手”(图)

　　著名画家黄永玉总是不断带来惊奇。他在美术创作上的成就，猴票、酒鬼酒瓶的设计，都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在文学上也有令人叹服的成就：诗歌获全国新诗奖，一本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风靡读书界，2009年在《收获》连载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新的部分仍在写作中，将继续连载。人们不知道的是，早在六十年前，黄永玉曾是香港电影界的一名活跃分子——

　　六十年前在香港

　　速写大小明星

　　黄永玉与电影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的是“文革”刚刚结束时那场著名“《苦恋》风波”(搬上银幕时《苦恋》改名为《太阳与人》)。1979年，作家白桦是在拍摄黄永玉的纪录片未果的情况下，改变计划而创作了《苦恋》，其中主人公凌晨光身上，有不少黄永玉的生活影子，甚至可以说他是凌晨光的原型——他的早期漂泊，从香港回到大陆的过程，“文革”中的磨难，乃至一些生活细节，都成了电影中的重要构成元素。

　　其实，1948年旅居香港后，作为木刻家的黄永玉，一方面参加美术活动，另一方面也与香港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1950年起，到1953年离开香港前来北京定居，三年多时间里，黄永玉在为《大公报》和《新晚报》的副刊担任业余美术编辑之外，还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业余编剧。他编写剧本，其中，喜剧《儿女经》被拍摄成电影，女明星石慧因在该片的表演而当选为最佳女演员；他还参与编辑《长城画报》，用文字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更用画笔为那一时期的香港风景和文化风情，留下了形象记录。

　　由长城电影公司主办的《长城画报》，创刊于1950年8月1日，主编为长城公司的经理袁仰安。编者在创刊词：“在电影领域上，"筑起我们的新的长城"！套用这句光荣的句子，本刊愿在艰巨的工程中，担任一名搬运夫；愿在无止境的进步中担任一名鼓手。”

　　二十六岁的黄永玉，也成了香港电影的“搬运夫”和“鼓手”。

　　速写大小明星

　　黄永玉在《长城画报》上，分别以“黄永玉”、“永玉”、“张观保”、“观保”等笔名，发表了数十幅速写，包括风景、演员肖像漫画、影人日常生活等内容。湾仔半山鸟瞰、坚尼地道、山居、半山小径、九龙钻石山脚木屋——一个个他居住过、活动过的场所，因这些速写而让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前的景象。刘琼、龚秋霞、顾而已、夏梦、石慧、舒适、韩非、陈娟娟、万籁鸣、万古蟾等，这些当时活跃于香港影坛的明星与导演，都成了黄永玉速写的对象。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黄永玉笔下的童星黎小田，此时只有六岁，《儿女经》是他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因为这部影片中的成功表演，他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的著名童星。后来，他转向音乐创作，成为香港著名音乐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在丽的电视与薛家燕主持综艺节目《家燕与小田》并发行唱片。八十年代，他先后捧红梅艳芳、张国荣、吕方等明星，2006年获香港“音乐成就大奖”。当年，由于出演《儿女经》，六岁的黎小田也成了黄永玉画的对象。发表他的速写时，《长城画报》还特地配发一张照片，他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由坐在沙发上的黄永玉速写。照片说明写道：“黎小田规规矩矩地坐着让黄永玉绘像。”或许，这是黎小田最早的肖像画。

　　无论风景，还是人物，六十年过后，这些速写尤显现出文献价值。

　　喜剧电影《儿女经》

　　在香港，黄永玉最重要的电影作品是1951年创作的喜剧电影《儿女经》(另有一部作品《海上故事》未搬上银幕)。发表《儿女经》时，他用的笔名是“黄笛”。因此，除了熟悉的朋友，人们后来很难把画家黄永玉，与五十年代初期活跃于香港电影的“黄笛”联系起来。

　　创作《儿女经》时，黄永玉家里还没有孩子，并无养儿育女的体验，他是根据邻居、《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的家庭生活为素材而创作。1952年6月，《长城画报》第十七期出版了“《儿女经》专号”，其中这样界定《儿女经》：“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最新巨献现实动人教育讽刺轻松喜剧。”该片制片人袁仰安，导演陶秦，苏秦、龚秋霞、石慧、黎小田等主演。

　　黄永玉在1952年5月17日所写的《“儿女经”的由来》一文中，谈到他的创作经过与体会：

　　写这部戏的动机是来自我一位好友身上，一天到晚吵个不休，前因后果，未始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想，弄一部以孩子教育问题为中心的戏出来一定蛮有意思的，就大胆向袁老总和一些友好提出来。

　　经过他们的研究结果，我得到一个十分值得感激的鼓励，我说我根本不懂得戏是怎么写的，但他们却任我怎写就怎写，还特别麻烦陶秦兄做我的私人教师，从ABC来起，教我怎样分段分场，这样那样，我非常感激他，使我除了完成一部不像话的脚本之外还多了一门没“满师”的手艺。

　　我写的是我亲近的朋友，有名有姓的人，他是一位有才能和值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有些地方，在感情上我无法不入迷地原原本本把他的真实生活借用过来？比如，他的阶层属性——思想生活，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我几乎没有改动，他的全家的一切在我写这部戏的时候占着很重要的分量。

　　我知道这样的做法有时是乏味的，第一就没照顾到属于电影这门学问中的渊博复杂条件，这些学问可正是我缺少的。

　　幸好，我得再深深感谢陶秦兄，他重新花了千百倍于我的力气，耐心地把这个不完整的东西从根挖起整修过了，把这部不像样的习作所犯的错误纠正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事。(原载《长城画报》第十七期)

　　2008年岁末，经小思女士的推荐与联系，我在香港电影资料馆查阅到《长城画报》以及《儿女经》相关资料的卷宗，其中，电影院当年印发的一页《儿女经本事》，这样叙述电影梗概：

　　颜兴堂在报馆工作并撰写小说。笔耕所入，仅够一家温饱。他有子女七人，妻则终日忙碌，对于子女的教育，不无疏忽。

　　大女大明，敏慧而性好动，就读某贵族学校初中。大明家境清寒，常受同学歧视。同学中多以脚踏车代步，大明颇为羡慕。

　　次子二毛喜拆修机械。三女三毛，好吃零食。四子四牛，性野蛮。五子虎儿，性好美术。六子龙儿，终日嬉戏。最小的女儿叫客满，尚在哺乳期内。

　　这里有了这么个性不同的孩子，其喧哗嘈杂，使颜夫妇对之束手无策。

　　大明拟买旧脚踏车，但爸爸反对。大明感到失望，又怕同学取笑，不敢回校。后因学校查问而被父母发觉了。

　　兴堂有个朋友，姓张。常见兴堂为儿女所苦，很想为其分劳。这天来颜家，知大明逃学，认为大明的环境不好，主张换一间好的学校。兴堂怕多事，仅对大明训斥，送回学校了事。而大明到校后，果被同学讥笑。二毛问明原因，知女友陈露西有脚踏车，就去商借。因露西对二毛颇有爱意，故能立即得以允可。

　　次日，大明驶车到校，不料同学向她挑战赛车。大明求胜心切，车竟被毁。二毛奋勇代为修理，愈弄愈坏，不得已求助修理匠，需费三十元。父母索款，兴堂只得给了。

　　不想这时四牛与邻居打斗，伤额昏厥，须送医院。兴堂无款，幸亏张叔叔来了，才替他们解决了困难。

　　兴堂也渐觉孩子非管束不可，可是又没有好的办法。那天张叔叔来和他们商讨，被一群孩子听到，深受感动。后大明改入好学校，渐改前非。返家又教育弟妹，帮助母亲理家，或做有益游戏。张叔叔在旁指导，顿时把嘈杂的家，理得井井有条。

　　爸爸的生辰，孩子们把省下来的糖果费，买了一支笔，作为寿礼。他们歌唱着为父母祝福，为自己的前程鼓励。

　　当年的电影剧本已无从寻找，好在黄永玉本人当年曾亲自写过一篇电影小说《儿女经》，发表在《长城画报》此期专号上，这也是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的小说创作。

　　《儿女经》被认为是一部喜剧杰作。不过，由香港电影资料馆编撰的《香港电影大全》，对《儿女经》也有如下评点：

　　五十年代香港所谓“左派”阵营的电影，都有着一套严格的创作主导思想，概言之，就是“主题先行论”。《儿女经》要探讨的，是家庭中孩子的教育问题。

　　故事说在报馆工作的颜兴堂(苏秦)，生有七个孩子，整天要为生活奔波，晚上还要写稿来帮补家计。妻子(龚秋霞)单是家务便应接不暇。七个儿女都有缺点：长女大明(石慧)念的是私校，染上了贪玩虚荣的毛病；次子二毛喜拆修机械，三毛好吃零食，四牛野蛮好斗，五弟虎儿(黎小田)与六弟龙儿终日嬉戏，爱把墙壁涂得花斑，最小的女婴客满则整天啼哭。

　　影片难得的地方是充满趣味性极强的生活细节(如五、六弟用铅笔刨刨筷子)，七个孩子的戏安排得流畅生动，丰茂的枝叶衬托着鲜明的主线(大明渴望要买一辆脚踏车)。美中不足的是结尾流于教条化，张叔叔(平凡)的“导师”和“救星”身份简化了整个问题，完全掉进“主题先行论”的窠臼。

　　此外影片也未能摆脱某种原始的反富人情绪。当然贫与富有其生活上的矛盾，影片亦不乏敏锐的笔触，但在下半部带出唾弃资产阶级生活的讯息时，也不免同时否定了弹琴跳舞等活动及年轻人自发的思想感情。正因如此，影片结构所标榜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是十分褊狭的。(琪、华)

　　《儿女经》于1953年新年在香港隆重公映，随后，又在东南亚各地上映。时间上仿佛是一个巧合，就在公映之际，黄永玉一家离开香港，前来北京，未来的新生活从此开始。

　　李 辉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