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少年“相约自杀”为哪般

　　华人社会的教育中，包括香港在内，有“成功教育”、有“创业教育”、有“人格教育”，也有“公民教育”，但单单缺少了“生命教育”。很多青少年对生命缺乏敬畏，不了解生命的意义，不珍惜生命的价值。也正因如此，才会很仓促很盲目地选择用自杀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一点，或许才是治本之策

　　胡健

　　据香港媒体报道，天水围一名女中学生在学校企图跳楼自杀时，被同学及时阻止。在心理医生和社工的开导下，这名有严重自杀倾向的女生爆出一个惊人内幕：自己加入了某社交网一个名为“我要练习自杀”的群组，其中一名群组成员还发出了“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12月21日集体自杀”的倡议。由于这一事件及时进入香港警方的视野，目前已将该群组以及其他类似群组删除。

　　看到这则新闻，说实话，我是倒吸一口凉气的。一是没想到自杀已经同吸毒、斗殴等恶行一样，越来越低龄化。如果说有的成年人背负了家庭的重担，饱经人世的沧桑，有时想不开、找不到排解的渠道，最后走向极端，只是个体的悲剧；那么对那些天真烂漫、正当豆蔻年华的青少年，又是什么让他(她)们对这个刚刚熟悉的世界产生极度的厌恶呢？二是没有想到自杀竟然也会有“相约”这样的集体行动。以往看到的“相约自杀”案例，一般都是有情人难成眷属，只能以死亡来成全自己，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有梁山伯与祝英台。

　　不要轻易说“再见”

　　我一直都觉得，用自杀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是对生命的轻视，更是对亲人的背叛。往深处再想一想，一个人选择用自杀来终结自己的肉体，岂不是已经突破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一个人身处怎样的境地、心灵背负多大的枷锁，才会走向这样的极端？精神抑郁、事业不顺，抑或是因为爱情破灭、万劫不复？难道这些“问题”真的已经大到回天乏力，必须用死亡的形式来自我了断？

　　这名在校园内企图自杀的女生，若非被同学发现，警方未必会知道Facebook上有一个名为“我要练习自杀”的群组；更不能及时知道，有人企图相约在圣诞前的12月21日集体自杀。如果当时那位社工未能及时从女生的口中获知这个“惊人消息”或者未能引起警觉并果断报警，后果同样堪虞。好在香港警方已经及时跟进此事，并力图查清这个“死亡群组”发起人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参与者的主要构成。根据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条例》，任何人教唆或唆使他人自杀或进行自杀企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监禁14年。因此，即使在网上留言写“有没有人一起相约自杀”，也可能构成教唆。如果提供详细自杀方式和工具，更属违法。

　　人命关天，无论有意、无意、恶搞或别有用心，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人只能活一次，在“时间”这条跑道上，无论是“终身营营役役，不见成功”，还是“飞扬跋扈，一时豪杰”，我们即使没有“跑赢所有人”的念头，但好歹来到这缤纷多彩的世界，不能轻易就对爱自己的人和自己所爱的人说再见。

　　香港不是孤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社会曾出现青少年相约自杀的风潮，开始以为是个别事件，后来愈演愈烈，全国性蔓延。日本政府和家长们费尽脑筋，用尽方法，数年后才制止了这股浪潮。据了解，当时自杀方式最多的是跳楼，为此日本政府曾规定楼宇的天台必须加装防自杀网；后来又规定，凡自杀损坏公物或需要动用公物救助或清理者，比如卧轨、撞车等方式自杀，所花费用由死者家人负责，以此逼使全社会共同警觉，以杜绝这股歪风。据统计，日本年均自杀人数仍超过3万，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4倍多，其中相约自杀占到了较大的比重。

　　近年来，韩国的自杀率也快速上升。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死亡原因调查，自杀占第四位，一年内就有1.3万余人自杀身亡，比10年前增加了4倍。而今年韩国陆续发生多名明星自杀事件，一些青少年甚至在网上相约“集体自杀”。据韩国媒体报道，单江原道一地4月份就发生5起集体自杀事件，共有20多名男女青年“相约自杀”，10多人丧生。面对韩国近年来盛行的网民集体自杀事件，韩国总统李明博于今年5月4日以“家庭之爱”为题向全国发表讲话，劝导一时失意的人们珍惜生命，鼓起勇气面对生活。他说：“近来我们的家庭面临着各种危机。离婚率和自杀率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最高水平，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近来愈演愈烈的冲动自杀行为。互联网上竟然出现冲动自杀网站，实在令人痛心。以死的决心生存下来，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循循善诱、用心良苦，这番话颇让韩国国民动容。

　　共同破解难题

　　为什么在“相约自杀”中，青少年占了很高的比例呢？或许因为青少年正处于成长叛逆期，与亲人沟通不畅，没有倾诉苦恼的对象；加上意志相对薄弱，很容易受悲观情绪的影响，尤其是遇到挫折、不公时，很可能走入极端而萌轻生的念头。再加上现在大多数青少年都把网络作为主要的社交手段，在“从众心理”的支配和“自杀网站”的影响下，选择相约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青少年相约自杀，这是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努力去做：

　　一是加强对网络讯息的适当监管，在不侵犯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要对交友网站中的“相约自杀”群组或者赤裸裸地教授自杀方式甚至提供自杀工具的自杀网站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封杀，从源头上杜绝这些负面情绪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但这只是治表之策。

　　二是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包括青少年在内的自杀高发人群的心理健康和精神问题。在香港发生的这起自杀中，社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社工才获取了“相约自杀”的关键信息。但如果社工能早一些融入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关注他们情绪变化，是不是可以更早排除青少年自杀的念头呢？在自杀频发的日本，许多民间救助组织在预防自杀方面发挥了作用。其中最大的一家“生命热线”在全国有50家中心，吸收了400多名志愿者，热线电话24小时有人值班。而在我国重庆，也有类似的志愿者组建的“危机干预热线”，每年有不少市民打进电话倾诉求助，寻求心理安慰。志愿者们耐心倾听，排解心结，把不少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三是要加强“生命教育”。华人社会的教育中，包括香港在内，有“成功教育”、有“创业教育”、有“人格教育”，也有“公民教育”，但单单缺少了“生命教育”。很多青少年对生命缺乏敬畏，不了解生命的意义，不珍惜生命的价值。也正因如此，才会很仓促很盲目地选择用自杀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一点，或许才是治本之策。

　　(作者系《华东法学评论》编辑、香港大学普通法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