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堂善会给困难群众免费供应早餐。梁伟培王辉摄 |
善堂善会为困难群众发大米。方一庆摄 |
■80岁的会长掌舵账目清清楚楚
■潮汕1000多善堂“体制外”运行
■放宽注册或形成民间慈善井喷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丰硕的物质成果,更开启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复兴。有人用“中国发现社会”这样的题目,来表达对这种变化与成长的欣喜。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当前我国“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并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确实,大到一个民族的进步,小到一个社会单元的温暖,都有赖于民间社会的发育成长,而非仅仅依靠政府作为。一股新生的力量正在成长为推动和谐社会成形的催化剂。
民间的公益力量如何和政府、官方公益机构共同成长?民间社会的成长,如何助推社会管理精细化?我们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引导这股除了政府、市场之外的力量,给民间以自由生长的空间,激发出国民的创造力,使其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关注广东乃至中国的“民间社会成长”。
消息显示,民政部已考虑调整非政府组织注册的相关规定,以便于广大非政府组织注册,继而获得合法身份,目前正着手开始相关法律的修改工作。
而《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已获省政府法制办审核同意,近日将下发。新规提出,公益慈善组织注册,将不需再寻求“主管单位”,只需要一个“指导单位”。
这意味着,民间公益组织注册难题将可能得到解决。目前,仅在广东潮汕地区,就有1000多家“山寨”慈善组织,绝大部分因无法找到主管单位而不能注册。
对此,长期以来国内相关部门持谨慎态度。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放宽之后,难于监管。但是,伴随着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将不断凸显。目前,中国草根民间公益组织发展情况到底如何?集义福利会和潮汕地区善会善堂的故事,将给人们以特别的启示。
300多老妈妈能做什么?
总共募集了200多万元人民币,3万多斤大米,2万多件衣物,救助了1200多名贫困者
福利会成立之后,当地治安大大好转,“当你老母亲四处‘化缘’做善事时,你还好意思在外做坏事吗?”
砂河静静地从韩江边流过。
这是一个冬季的普通上午。汕头市龙湖区外砂镇李厝村一如既往的安静。
年底到了,李厝村集义福利会的王佩君老人和她的伙伴们比以往忙多了:向捐赠人汇报款物使用情况,讨论哪些人有了新困难,要把募捐款物发放给谁……
2007年,李厝村集义福利会的创始人,现年80岁的王佩君老人获得省民政厅颁发的“南粤慈善奖”。
与她一起出现在公示名单上的“南粤慈善家”、“南粤慈善之星”、“南粤慈善奖”共有120人(机构),基本上由大企业家、基金会和少数退休官员组成,李嘉诚、曾宪梓、田家炳等海内外知名华人慈善家赫然在列。
今年是集义福利会创立20周年。
这是一个获得官方认可却未获得官方身份的“山寨”式福利会。尽管20年来,王佩君和她的伙伴们一直在以一个老人的朴实与慈悲践行善事,殊荣纷至沓来,但集义福利会至今仍是法律上的“未成年人”,它并没有获得官方的注册认可,成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民间组织。
“毛主席说过,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她只是一个农村普通妇女,却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龙湖区委书记张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一切都要从20年前说起。
1990年春天,正在家吃饭的王佩君突然发现同村的王阿婆满面泪水地站在家门前,想进门而又不敢进。
那一天,王阿婆重病的儿子撒手人寰,患病的媳妇当场哭昏在地,家里两个小孙子嗷嗷待哺。按照当地规矩,家里死人后,7天之内不可进别家的门。因此,王阿婆只能犹犹豫豫地站在门前。
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时年60岁的王佩君,她在当年2月11日发动8名李厝村老妈妈成立了集义福利会,并共吸收了30多名会员。
“做慈善是大户人家和有钱人的事情!”一开始村里议论不断,老妈妈们又带动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不时捐款捐物,或者通过拜年向当地政府部门拿“压岁钱”来筹资,集义福利会慢慢发展起来,至今,该会已有300多名老妈妈会员,不仅有李厝村人参加,也有外村人加入。
老妈妈们以李厝村为基地,救助对象,不仅未限于汕头、潮州、梅州等省内各地贫困人群,还有湖南、四川、广西、湖北等外地居民,甚至在印尼海啸受难人群中留下了温暖的抚慰。
20年来,老妈妈们主要依靠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零用钱、压岁钱和手工钱,总共募集了200多万元人民币,3万多斤大米,2万多件衣物,救助了1200多名贫困者。
“天上有雷公,地上海陆丰。”外地人常常因为这句俗语认为潮汕地区民风彪悍。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厝村偷盗、打架斗殴事件频频,一度是外砂镇的社会治安难点。集义福利会成立之后,当地治安大大好转。
“当你的老母亲四处‘化缘’做善事时,你还好意思在外做坏事吗?你做了坏事,如何面对她老人家的双眼?”龙湖区民政局副局长方汉明作了如此解释。
“山寨”有“寨规”
20年来,集义福利会账目记得清清楚楚,无一失误
“在审计风暴不断揪出政府部门财政乱象的今天,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如果说诞生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集义福利会是一个未获得官方许可证的“山寨”福利会,那么这个福利会并不缺乏“寨规”。
在集义福利会大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幅的财务明细表,向外人显示着它的财务管理之严密。
“我们做这些,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分一厘必须来得明去得清”,王佩君经常对别人讲,这是她对福利会的要求。
20年来,集义福利会接收和发出的善款项目非常之多,账目却记得清清楚楚,无一失误。
“在审计风暴不断揪出政府部门财政乱象的今天,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张泽华说。
“什么情况,要依照什么标准资助多少钱,像死了人的、生病的、失学的等,要依家庭贫困程度给予什么的救助,我们内部都有规定。如果没有,就要召开理事会讨论决定。”王佩君说。
集义有明确的章程,明确该会的宗旨,协调理事会、会员、会员大会等之间以及他们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领导执行机构的是理事会。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两次,特殊情况由理事会决定召开。”
“理事会每年向会员大会公布一次收支情况,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
“本会终止活动时,须经理事会通过并妥善处理好财产后,报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成立之初,王佩君们就制定了详细的章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义福利会已是一个在制度化轨道上运行多年的民间组织。虽然没有政府的担保,也没有像官方慈善组织那样有着来自税收制度方面的支持,但透明与直接让这个民间慈善组织赢得了周边群众的信任,福利会的一举一动、一分一毛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潮汕善堂复兴至鼎盛时期
清末以来,大量存在的民间善堂善会就一直是潮汕地方特色
据不完全统计,潮汕地区有1000多家民间善堂善会,意味着几乎每村一个
集义福利会是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善会善堂复兴的一个生动写照。自清末以来,大量存在的民间善堂善会就一直是潮汕地区的地方特色。这一兴盛持续到解放前直至1950年代几乎所有的善堂及其附属机构都已由政府直接接管。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在慈善事业政策上的相对放宽,以及民营经济的兴起,随着存心善堂、报德善堂等汕头历史悠久的善堂善会复兴,潮汕地区大批民间慈善组织得以复建。
1980年,创建于1938年的海北义心善堂分社复建,更名为饶平县海山镇存德善堂;1984年,创建于1930年的杏苑善堂复建,更名为潮安县龙湖镇杏苑福利社,陆丰市甲子镇道德善堂福利会建立;1987年,创建于1936年的潮安县东凤镇义心社复建,创建于1935年的潮安县江东镇报德善堂复建;1991年,创建于清末民初的顺兴善堂复建……
据不完全统计,在共有1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300多万人口的潮汕地区,目前有1000多家民间善堂善会。
“了不起的数字,这意味着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善堂。据我了解,曾经停办的善堂善会目前已有500多家在潮汕地区重建,从数量上来说,与历史上的兴盛期相比,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杨正军说。
晚清民国时期,善堂善会不仅在潮汕、广州等省内各地,而且在东北、江南、山西等地区也大量存在。
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沧桑与沉寂之后,民间慈善组织为什么会突然在广东大规模复兴?
“近代史上,潮汕地区天灾人祸频发,1898年的鼠疫、1922年的‘八二风灾’、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动荡、1943年的大旱灾、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等等,特殊的历史体验,再加上对宋大峰和尚的信仰,当地文化充满了自主救赎意识。因此,一旦社会出现有利条件,善堂善会便会自然涌现。事实上,对‘死的救赎’是潮汕文化的特征之一,潮汕地区善会善堂保留了大量的其在天灾人祸中的收尸情况。”杨正军说,最近几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潮汕善堂善会。
不仅如此,善堂善会的历史经验也再次成为当地民间慈善组织制度化的传统资源。
来自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许多研究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善会善堂,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内部管理制度。它们定期聚会,收集会员善款,讨论确定救济对象,以演讲劝人行善。“在历史上,善堂会分年或分月对外公布‘乐捐榜’,使每一笔账都‘来明去白’。”杨正军博士说。
这不正是王佩君一再所说的“一分一厘必须来得明去得清”吗?
“集义能够运转得那么好,并不让人意外。”龙湖区民政局副局长方汉明对记者说。
除了历史的传统,还有海外的资金和经验可资利用。
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大效应在于,多年来背井离乡的广东人包括潮汕人逐渐将目光投到了自己的家乡,随之到来的除了直接的慈善基金,更多的是西方慈善事业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如果说历史是潮汕地区民间慈善复兴的基础,那么潮汕地区与海外侨胞的密切联系则是其复兴的最大便利。
据统计,改革开放30余年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广东捐赠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款物折合人民币近400亿元,占全国侨捐资金总数的70%。
出了事谁负责?
集义福利会的经验表明,民间社会团体具有强大的自治能力
很多善堂善会并未进行合法的社团登记,也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当地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却告诉记者虽然集义福利会等已是声名在外,但民政部门尚未对其备案登记,而这意味着它的章程在法律上其实还未生效,集义福利会就是一个代表。
“我们很多领导都知道集义福利会,每年都会前来探望、帮助集义的阿姨们,但他们并没有进行合法的社团登记,也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得不让人重视的问题:倘若这种民间社团出现弊案,应该由谁来负责任,是发起人,或者在法律上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社团,还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其实,面临这种身份合法性困惑的不仅仅有集义。
汕头市民政局副局长马希民告诉记者,目前,在汕头市区,存心、慈爱、延寿、诚敬、诚心已在民政局登记备案,但是全市有100多个这类民间慈善组织,其中仅13个在民政局登记备案。
另外,“历史上,善堂善会的信誉,是在与商绅的长期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监督制度,主要是张贴公告之类的监督,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制度约束。这与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所需要的外力监督相去甚远,可能更适宜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杨正军说。
这意味着,复兴中的善堂善会,如果不在外力监督上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可能很难向外地扩展,形成一个跨地域的民间慈善组织。不能形成网络,就难于接受更大范围的捐赠,也难于形成对异地求助者的详细信息。
“在尚未正式生效的章程草案上,集义福利会踏着制度化的节拍跳了一支令人赏心悦目的舞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表明民间社会团体其实具有强大的自治能力。但也说明集义福利会还不是法人组织,在法律的意义上不具有行为能力。”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涂龙科说。
根据2003年公布的《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管理规则》,存心善堂福利会等几个善堂是汕头慈善总会属下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须承认和执行汕头慈善总会《章程》和宗旨,服从汕头慈善总会的领导,其领导班子须报汕头慈善总会审批,由后者决定任命与否。此外,重大活动,须向汕头慈善总会做专题请示报告,而涉及外事的则要提前10天打报告。
“而在我查到的案例中,清末民国时期海外慈善组织若要向汕头地区的善堂善会‘放账’,通常会先放在汕头的五大善堂,以它们为中介发放给其他善堂。很少受到政府的控制,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1928年国民政府的‘废除淫祠’运动才受到挑战。”杨正军说。
独立法人资格,意味着权力与义务的平衡,也意味着民间慈善组织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道理很简单,若在别人眼中你有行为能力和责任承担能力,别人“放账”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就更低,也就更容易“放账”。
在很多善堂组织者的眼中,登记备案还只是得到了当地官方的一种信任,在独立法人资格到来之前还只能成为一种过渡。
■前瞻
放宽注册限制,将获爆发性增长
在集义福利会的大厅里,记者数次问王佩君老人,如果再年轻三十到四十岁,有没有信心把福利会做到全市、全广东甚至是全国?
曾在当地任乡干部的她笑而未答。
存心善堂福利会会长蔡木通告诉记者,曾位列汕头五大善堂之首的存心善堂,在2003年成功实现重办之后,通过“登记备案”获得在汕头市开展慈善事业活动的资格,从最初的11个重建发起人,发展到目前已有1万多名会员,在汕头市拥有澄海、外砂和金韩等三处分支办事机构,获得的捐赠善款也连年大涨,从2003-2004年的100万,增长到2005—2006年的500多万。
仅仅只是“登记备案”,存心善堂的发展就已是如此迅速。一旦民间慈善组织获得法人资格,成为一个可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跨地域活动的民间社团组织,制度性能量必将在释放的激情之中更猛烈地爆发出来。
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1926年,侨居海外的潮汕人在泰国创办了报德善堂,从最初仅有2000泰铢基金的庙堂发展到设有慈善、教育、医疗、福利等共达数亿泰铢的多项基金,办有一所现代化的综合性大学———华侨崇圣大学、拥有万余亩地产的庞大的现代慈善机构。
“在泰国曼谷街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很可能公立医院的救护车还没到,报德善堂的车已经到了。”蔡木通说。
据12月初《中国日报》报道,民政部已考虑调整非政府组织注册的相关规定,以便于广大非政府组织注册,继而获得合法身份,目前正着手开始相关法律的修改工作。而在与民政部签订共同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民政工作改革发展协议后,广东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探路者。
日前,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透露,《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已经省政府法制办审核同意,近日将下发。新规对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管理有多项创新政策,公益慈善组织注册,将不需再寻求“主管单位”,而只是需要一个“指导单位”。
“我相信,如果拥有一个法人身份,可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开展慈善活动,集义福利会、存心善堂等的发展空间将不可限量。”蔡木通神情笃定地说。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周志坤方一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