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扩展到县委后的嬗变(图)

　　说睢宁“穷”———2008年以前，在43个经济统计数字中，除了粮食产量之外，几乎所有人均指标均在江苏省52个县市中位列最末。

　　因为贫困，而说到睢宁县的“难治”———2007年以前，睢宁县是多年的江苏省信访重点管理县，群众赴省进京信访量居高不下，一些改革发展创新举措也因此遭遇滞障。

　　在类似睢宁这样的县域，要发展还是要法治？

　　也许，有人会说，两者并非一对“矛盾体”。但事实上，要真正践行“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困难可能就会接踵而来。

　　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睢宁县委却大胆地探索向社会“零距离”开放“县委公权力”的大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睢宁县彻底转变了官风、民风，形成了“干部依法行政，百姓循法办事，企业守法经营”的良好工作格局，社会经济发展也由此呈现出腾飞的发展势头，仅财政收入就实现了两年“翻一番”的目标，各项经济运行指标的增幅均位列江苏省前列。

　　为了探究睢宁县委如何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新政”，推动县域经济、法治建设在短时间内获得“令人刮目”的巨变，记者近日专门赶赴睢宁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4个职能部门9名领导干部因不作为被处理，十余名干部因触犯“禁酒令”而遭到免职等处罚，引发了睢宁“官场”震动

　　一年多前———2008年7月，睢宁县发生了一件震动官场的事：县环保局局长被县委问责、免职，分管副局长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被撤职。与此同时，城管局、地税局、工商局的6名领导干部也被处理。

　　这么一大批干部被严处，源于群众反映多年的“天天快运扰民”问题。

　　长期无证经营、无偿强占公共场地，甚至从未缴纳任何税费———位于睢宁县城某商城的天天快运公司，自2002年以来昼夜经营进出货物，重型货车发动机轰鸣声、小型货车鸣笛声、业主货主喊叫声相互交织，产生的噪声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休息和正常生活，而且还致使路面破损、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

　　群众多年举报、投诉无望后，上访到了县政府，但环保局在接到县主要领导批示后，仍然采用“敷衍塞责”的方式推卸责任，还把本应由环保局对城区噪声统一监管、督促、指导、协调的职能推诿他人，书面建议县政府“责成公安、交通、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进行调查处理”，从而把环保局摆在与依法应当担负的噪声监管职责“毫无关系”的位置上。

　　在随后的调查中，睢宁县委县政府迅速查清了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在为此特意举行的县委常委会会议上，直接作出了对4个职能部门9名领导干部的处理决定，引发了睢宁“官场”震动。

　　“对责任单位进行严厉的问责，不仅体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依法行政理念，还发出了"有错是过，不作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不作为也要问责"的信号。”睢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晓明说。

　　“干部作风散漫，民生诉求强烈，严管干部成为县委的首要之急。”杨晓明向记者说起了另一起“治官”故事。

　　为了解决长期积弊的工作日中午干部饮酒问题，2008年4月，睢宁县委特意下文实施“无例外禁酒”措施。“很多人都在看，是不是做做样子。他们以为，为饮酒而处理干部，一定有"弹性"。”杨晓明说。

　　不久后，民政局一名副局长和一名镇长在午间饮酒的事被人举报了。虽然属于工作原因，但两人还是被免职处理。在短时间内，又有16名干部因触犯“禁酒令”而遭到免职等处罚。2009年，县委把“禁酒令”延伸到了村干部，横扫了多年来在村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吃吃喝喝不干正事”的歪风。

　　类似的严管干部效应，不仅让群众“拍手称快”，也很快激发了睢宁县委对“用人”制度的深度思考和大胆革新。“我们在约束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依法行政行为上，光靠现有的原则性要求，很难将依法执政的理念"注入"到他们的骨髓中。”睢宁县县委书记王天琦说，探究一条以公开促转变、以公开求发展的道路，显得尤其突出。

　　让县委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归根结底是对“用权”的规范，即县委也在政策法律的范围内，按照“规矩”，管权、管事、管人

　　摆在睢宁县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摆脱“贫困县”的帽子，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社会矛盾不断凸显。

　　怎么办？不少干部认为，如果事事都要“走程序”，势必会影响“发展速度”。于是，很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征求群众意见的少了，该公开公示的省了，手续也简化了。而由于权力运行的不公开、不透明、不科学，群众信“法”的少了，信“访”的多了。

　　“对干部来说，最需要纠正的是因不讲"法治"、不讲"规矩"而导致的基层执政理念的"迷失"问题。”王天琦说，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强县域法治建设，“牵住”了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牛鼻子”，也为睢宁的发展获得“突破”提供了强有力的载体。

　　睢宁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8年年底，中央组织部相关部门专程赴睢宁调研“严管干部”的做法和成效。2009年3月，中纪委、中组部将睢宁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三个试点县之一。

　　“实施这一在县级党委权力运行中公开透明的举措，我们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王天琦说，让县委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归根结底是对“用权”的规范，即县委也在政策法律的范围内，按照“规矩”，管权、管事、管人。

　　为此，睢宁县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立”下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诸多“规矩”，也对党委、政府的权力进行了详细的“厘清”。数十个涉及县委常委会决策、政府常务会决策、科级干部任免、县委县政府表彰、领导干部问责、党员干部违纪查处、党组织考核、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监督、县委重大事项决策、县委制定制度意见10个方面“决策公开”的细则先后出台，并分别建立了权力运行的流程图，使各项权力在运作过程中有规可循。此外，50多个涉及用人、监督、问责的详细意见和规定也经过全面梳理和研究论证，得以正式公布执行。

　　以整治“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为核心的《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出台，包括错误决策、突发事件应对不力、办事推诿等统统被列上了“问责菜单”，而最让领导干部们出汗的是“公开问责”

　　制度制定好了，要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公开”无疑是首要的。

　　自2008年4月起，睢宁县委以“重大事情请人民知道、重大决策由人民参与”为原则，充分发挥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力量，在干部群众中引发了多轮对权力公开的理解和认同上的观念“震荡”。

　　2008年4月26日，睢宁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进行了社会公开。会议不仅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还由当地广播、电视、网络进行了全程直播。

　　2008年10月，以整治“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为核心的睢宁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出台，包括错误决策、执行力缺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突发事件应对不力、办事推诿、综合考核垫底等“陈年积弊”，统统被列上了“问责菜单”。而最让领导干部出汗的，则是10月11日举行的第十四次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向媒体公开事件。

　　在这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举办前，睢宁当地媒体对此进行了预报。当天，共有268名党代表报名参加了现场会，县电台、电视台以及3家网站还进行了现场全程直播。群众第一次直观了解到了县委权力决策运行的整个过程。

　　期间，睢宁县设置了对执法部门“现场评议”的群众投票现场。在近三个小时的过程中，交通局一名主要负责人、公安局一名派出所所长以及县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因为当场公开计票“排在了末位”，而被当场决定予以免职等处理。

　　2009年5月31日召开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推进会”，又通过电视直播，让100多万睢宁人见证了10多名干部因为违纪违规、不作为和乱作为被问责的全过程。

　　“将党政主要部门的履职行为置于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使得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触角，得以向基层"延伸"。”睢宁县委办公室主任吕亚凯说。

　　2009年9月4日，再一次进行媒体现场直播的睢宁县委十一届九次全委会，还启动和引入了县委两委委员询问权、质询权和群众提问。100多名群众代表在个人报名、经审核确认后获得了参与现场的邀请。在现场提问中，群众和出席会议的县委常委们就干部建设和大众信用管理等议题，进行了“一问一答”式的交流。“整个活动展现的"群众和谐问政"的气氛，让每一名参与的领导干部有了真切的体会。”杨晓明说。

　　县委书记坦言，推行约束、规范县委权力，最直接的就是首先限制了县委书记的权力，但对县委常委会而言，却养成了一个真正能办事的“习惯”和“规矩”

　　“干部不说官话，就可以从行政语言上约束自己的言行。而民众对各种问题的投诉、信访得以公开，一方面限制了官员的权力，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另一方面也使干部和群众的知情权不断提高，县委的社会公信力不断增强。”王天琦说。

　　记者了解到，在睢宁强势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背景下，依法治县工作也在近年得到了全面的推行。该县不仅在依法治县领导小组下设了包括“依法执政领导小组办公室”等7个专门领导机构，还在县纪委成立了“法治建设督查协调办公室”，将法治建设纳入了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体系。

　　据杨晓明介绍，从2008年7月起推行的执法环境专项治理，涉及工业及高效规模农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核减率为86.2%，每年至少为企业减轻负担4000万元。行政审批事项也由434个减少到89个，审批环节减少到3.27个，审批时限减少到3.09个工作日。此外，睢宁县还在审核县级行政执法机关具体行政执法行为中，细化和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达6700余条。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睢宁县实现了“官风”的大变革，群众也因为看到县委、县政府“动了真格”，真心实意在为他们办事，由“离心”变成了“贴心”。统计显示，2008年，该县赴省进京上访下降幅度超过了60%。今年1月至7月，还实现了敏感时期越级进京赴省信访“零登记”，没有发生一起围堵政府等群体性事件。而今年上半年，该县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的增幅跃居全省前列，财政收入实现了两年“翻一番”的不菲成绩。

　　“我们推行约束、规范县委权力，最直接的就是首先限制了我的权力。但对县委常委会而言，却养成了一个真正能办事的"习惯"和"规矩"。”王天琦对记者说。

　　“通过媒体公开常委会会议是要有勇气的！”他坦言，也就是这个“核心举措”，进一步将在睢宁推行的“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县”，推向了一条“不归路”。

　　“当然，公开也是有"边界"的，但对触及民生、涉及执法规范、用人规范的内容，做到公开透明，就可以从根本上把握好"民意"的基础和方向。”王天琦还回应了一些人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法治建设的质疑，“发达地区是不了解我们不发达的"病根"，我们所做的也是发达地区在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中同样需要注意的。”

　　他还表示，在规范用权上“下功夫”，通过法治的手段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保持在发展中的社会和谐稳定，是欠发达地区彻底摆脱落后发展面貌的唯一出路。

　　本报睢宁(江苏)12月22日电

　　公开透明也可以是“生产力”

　　凌锋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要想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要在对国情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制度、践行法治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科学发展。具体来说，政府信息公开无疑是较为关键的。通过信息公开以及相关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能够使公众直接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提高决策的民主程度，增强决策的民意基础，并进而降低政策制定后的实施成本，减少阻力。

　　联系上述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江苏省睢宁县作为“贫困县”时，也是“信访重点管理县”。这说明当时群众的诉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政府的决策没有很好地呼应百姓心声，因此，才形成群众上访不断的局面，进而导致当地“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矛盾突出、官风民风涣散”。相应地，当睢宁县对权力进行厘清和修订后，全县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观。不容否认，正是由于包括领导干部问责、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监督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才使得各项权力在运作过程中有规可循，才使得公众能够有效地感受到权力运行的公开与公正，才使得各种政策在实施时得到的是“鼓掌”而不是“信访”，并最终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江苏省睢宁县的事例告诉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说，公开透明也可以是“生产力”。

　　总之，江苏省睢宁县由“贫困”到“领先”的例子是鲜活的，从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公开透明在市场经济中的“魔力”，也印证了法治促进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是值得各地学习思索和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