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敦煌 目前还缺1.8亿(组图)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飞天与华盖-盛唐

数字中心在莫高窟第85 窟数字化工作场景

　　保护工作没有尽头

　　在樊锦诗数十载的任职期间，敦煌研究院在栈道改造、崖体加固防沙等地质工程方面都有很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基于开放的保护”的发展观。除了安置侦测洞内温度湿度的无线传感器，以随时关注洞内微环境的变化，轮流开放洞窟以及严谨的预约机制外，隶属于数字化项目的游客服务中心将是减短游客在洞窟中逗留时间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景区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类似于风车一样的风向检测装置，樊锦诗介绍说，沙子是颗粒状的，吹到壁画上，对文物影响很大，同时，沙丘是移动的，不存在固定的方向，所以观测风向在风沙防治中地位很重要。保护工作目前主要由地质工程专业出身的王旭东主管，其中包括40人组的修复中心、10人组的崖体加固项目、10人组的土建筑移植保护以及数字化工程项目。在王院长的安排下，记者驱车前往防沙现场，眼前是A字形的防沙尼龙网、植物林带、麦草方格、砾石铺压、化学固沙等重重防护，然而似乎都无法完全抵御大自然的威力。一些时间久的草方格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沙丘中，让人深深体会到保护工作之任重道远。

　　得知记者来自上海，王旭东很高兴地介绍起敦煌研究院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兰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组建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对壁画病害机理研究和修复已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如今除敦煌外，还承担起了新疆交河故城、宁夏西夏王陵、青海瞿坛寺和塔尔寺、西藏布达拉宫以及罗布林卡、萨迦寺等的壁画与土遗址保护修复工程。莫高窟的第85及98窟，正代表了目前国内壁画及洞窟修复的最高水平。大型晚唐洞窟85窟曾经在1997-2006年间被关闭了9年，直到最近才找到解决病害根子的办法，令王旭东如释重负。在修复现场，他说：“不同时代的洞窟，工艺不同，其矿物质的成分不同，解决问题的材料也就不一样。盐分是造成起甲的罪魁祸首，我们为85窟墙体脱盐，从而根本上阻止了病害的发展。85窟集中了许多相似洞窟的一系列问题，只要把85窟解决了，98窟的起甲和空鼓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而事实上，壁画的问题似乎是永远解决不完的。在参观洞窟的过程中，记者刚巧遇到一支查找病害的工作小组。昏暗的洞窟内，四五个女孩手执电筒，坐在小板凳上，分块区完成任务；她们的工作，是在放大比例的壁画画稿上，用不同颜色的水笔、以不同的记号，标示出不同性质的壁画病害，如空鼓、起甲、酥碱等等。大多数的壁画已经斑驳得难以辨识，而她们的标记工作则需要细微到1/4平方厘米的方格大小。这是一个中日合作的项目，专心致志工作着的日本女孩与中国女孩，很难辨别她们的国籍。小组的负责人丁淑君告诉记者，这些工作全部靠人力，且必须是对壁画很有研究的工作者，反反复复地盯着一个细小的画面，眼睛很容易累，加上秋季以后洞窟里特别冷，她们都需要穿上好几层衣裤，像她这样用眼睛“啃”一遍壁画，花的功夫基本就相当于临摹。即便现在有了各种数字化工具，这些针对实体的保护工作仍是不能停歇的，保护的工作根本没有尽头。

　　基于开放的保护

　　樊锦诗说，她所说的保护，包含了三层意思。数字化是其一，目的是主动地建立洞窟的档案，保存现有的信息，以备后人的研究。这个工作是“与大自然赛跑”，因为文物总是处于消退中，信息量越来越少，这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其二是科学管理，像在这个山沟沟里，要吸引并留住专家人才，是不容易的，除了在体制上有所革新，感情上也需要培养。“你去问问莫高窟的讲解员们，他们都以这份工作为自豪。研究所真正是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如今人才已经形成梯队。”其三就是要开放，也要保护。莫高窟的旅游开放早已成为地方经济的一大支柱，旺季时每天平均接待2000人，最多一天游客达到8000人，然而洞窟空间狭小，过量的游客必定会对洞窟内脆弱的壁画和彩塑的保存构成严重威胁。

　　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前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专家们曾比较过1906年与上世纪50年代同一壁画的照片，发现差异并不大，但同样是50年，到了旅游业开放的近些年，排除人为蓄意破坏的可能，壁画衰退的状况就较为严重。在洞窟景区的接待室里，墙上的显示屏上浮动着每个洞窟的二氧化碳含量以及相对湿度、温度的变化曲线，红红绿绿的，有点像证券交易所显示屏上的个股走势图。一项实验监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而相对湿度的反复上下起伏，是造成洞窟常见病酥碱的主要原因，温度上升和湿度增加都有可能侵蚀壁画。李最雄强调，对于造成壁画病害的各种原因，至今还无法做出很科学的定论，因为建立微环境变化与病害发展之间的参数关系非常困难，每一种颜料的成分都不同，其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也不同。

　　樊锦诗说：“如今我们将开放洞窟的数量定为30个，完全是根据旅行团的需求，一般旅行团的逗留时间约为两小时，看10个洞就走。藏经洞、飞天、各个时期的经典洞窟、雕塑以及大佛，每样都要面面俱到。此外，能接待几十人的旅行团的，那一定要是超过20平方米的大型洞窟。满足以上条件又没有病害的洞窟原本就不多，我们就争取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开放。”

　　在景区，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名警卫，严密监视着游客的举动。对于非开放洞窟，除非院长亲自签字的介绍单，否则警卫严格地不予放人。讲解员无法私自前往非开放洞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钥匙。一位讲解员小心翼翼地告诉记者，其实每个洞窟里都安装有摄像头，如果自己多带了游客，或者偷懒少导了几个窟，监控室里马上就能发现。旅行团参观洞窟还实行预约机制，从而错开时段，分流人群，尽可能满足洞窟的休息。

　　樊锦诗颇为自豪地说：“我们不会像有些县里的、地方上的单位，把一个古代遗产当摇钱树。前段时间开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可持续利用保护会议，很多外国专家都盛赞我们做得好，除了数字化做得好之外，就是保护的同时开放——保护好的前提下充分开放，开放中间加强保护。”

　　说到开放，计划与数字化工程同步建设的游客服务中心，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游客可以在球幕放映厅中尽情欣赏虚拟然而逼真的壁画和彩塑，无需担忧自己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只可惜，这个听上去无比美好的计划，暂时还遥遥无期，似乎只有等来有心人的慷慨解囊，才不至流于纸上谈兵。

　　对话樊锦诗--壁画像我一样，转眼会从小姑娘变成老太婆

　　B=《外滩画报》

　　F=樊锦诗

　　B：数字化的工程已经进行了整整6年，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

　　F：何止6年。你别看我们这个山沟沟，我们是很重视科学发展的。其实我们搞这个数字化，已经20多年了。1983年，我在北京首次见到计算机，大为震惊，就看到画面一个个蹦出来，像变魔术一样。当时，不知谁在我耳边嘟哝了一句，“什么都变，数字不变”。我们搞保护的，特别敏感，这句话当时就解开了我的心结。当时，研究所做洞窟的档案记载，使用的是胶片摄影和录像，然而，相片会褪色和变形，录像又会消磁和变质，没有一种可以永久保存的载体，只有数字不变。于是当时我们就琢磨着要搞一个数字化保存档案的工程。

　　B：这个工程是跟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的，美国的技术移植敦煌后，有没有遭遇什么困难或进行什么改良？

　　F：跟美国合作是后来的事，之前我们先在国内找，找了一个做遥感的单位合作，效果不大。后来才请来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技术人才，他们在这里也要学习。做遗产保护的，每到新的环境都要学习研究，没有完全有章可循的情况。他们在这里完成了部分洞窟的拍摄、拼贴及软件设计。用软件，我们可以搞标准颜色，颜色要通过后期校正，才可以完全做到一模一样。现在，美国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也把技术全部学到了。

　　做档案保存的难点在于，实物是五彩缤纷的，你要做有价值的保存，就要颜色保真、画面清晰，否则就是垃圾产品。壁画在退化，退化是必然的，今天做，同50年以后做，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你看我樊锦诗，刚来莫高窟的时候也才25岁，转眼就在这里待了46年了，人家说，你来的时候也是个小姑娘，怎么现在变成个老太婆了。这就是我在衰退，但是这种衰退是潜移默化的，就像你昨天见我，今天又见我，看似没什么区别，其实我已经退化了。对于文物，保护得再好，大自然的作用也会让它退化，所以保存要赶紧，要有价值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