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协议》有积极意义

　　在经过了一天的“加时”之后，“惊动”了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在12月19日曲终人散。会议发布的《哥本哈根协议》并未获得大会通过，因而缺乏法律约束力，这让此前对会议寄予厚望的人们失望不已，西方一些媒体评价“丹麦没有产生新的童话”，有人甚至将大会称为“最不成功的最高级别会议”。那么，应该如何认识此次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中国又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未来的谈判前景如何？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清。

　　坚持原则确保方向正确

　　薄薄的数页纸，列举了12项条款，《哥本哈根协议》显然并没有推动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实现“巴厘路线图”所授权的预期成果。但是，徐华清指出，不应因此抹杀各方为达成这一协议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更不应因此而全盘否定此次会议。他认为，此次会议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得到进一步加强。超过13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气候变化大会，规模空前，全球瞩目，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与会所有领导人都承诺应对气候变化，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及加强合作、共迎挑战的强烈政治意愿。

　　二是在凝聚共识等方面继续向前迈出了一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强烈坚持下，会议再次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框架和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再次确认了《公约》与《议定书》双轨制谈判模式，符合“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在发达国家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也形成了一定共识。这些成果将确保气候变化谈判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

　　中国作用得到多方认可

　　从反对“丹麦草案”，到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中方还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精神，与各方密切接触，沟通协调，不畏艰难，因势利导，为推动会议取得现有成果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除了推动会议进程之外，中国自身的减排努力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尊重和认可。对于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行动目标，徐华清表示，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尚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而且，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的，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这也展示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诚意和决心。

　　为使会议达成一定成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包括同意接受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落实自主减排行动进行某种程度的磋商与分析。徐华清指出，这体现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灵活性，这一让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统计、监测及考核等相关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同意接受外部的核查，在涉及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方面，我们仍然确保了谈判的底线，保持了国家的尊严。

　　未来谈判需要坚定信心

　　虽然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但各国同意，明年将继续沿着双轨制推动谈判，争取最晚在明年年底之前完成本轮谈判。徐华清认为，这意味着各国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等于把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时间期限向后推迟了，以便各国进一步凝聚共识，取得更大的进展。也正是基于这个共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才表示，“大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徐华清说，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有五大关键问题尚未最终解决：谈判的基础文件、减排目标、“三可”问题（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长期目标、资金问题。各方要想就这些问题在下一次墨西哥大会上取得共识，谈判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而且，除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之外，在本次会议中最不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差异也开始凸显。特别是一些小岛国家，不仅对发达国家而且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提出了很高的减排目标，这既是出于其自身的生存需要，背后也有个别国家的鼓动与挑拨。

　　回顾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徐华清表示，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好的办法是人类摆正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而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尤其需要国际社会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承诺责任、深化合作、落实行动。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否真正拿出政治诚意，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授权，切实承诺和履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尽义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气候变化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