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战后史属中国内政不应干涉

　　旅华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战后史属中国内政不应干涉”

　　东方早报记者 王国培

　　
　　“我可以预见，这次报告发表出来以后，围绕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细节问题，可能会遭到来自中日民间部分人士的不满。”知名旅华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向早报记者坦言，但他指出，“最终能够促成观点并列记载这个结果，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尝试。”

　　作为一个了解中日国情、活跃在中国的日本年轻人，加藤嘉一强调，不能将共同研究的一些细节政治化，而应交给学者处理。民众需避免情绪化反应，更宜采取一种乐意跟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交流的心态。

　　并列记载是最大亮点

　　东方早报：如何评价这次共同报告书的发表？

　　加藤嘉一：这次报告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双方对立的观点并列记载，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以前，双方总是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非此即彼，不允许观点并列。从这点可以说，中日双方委员是以比较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这次研究的。

　　一个国家对历史的认识是复杂的。虽然历史客观上是唯一的，但是由于各国历史进程、政治体制、人文观念、发展进程不同，必然出现对历史认知和表述的不一致。所以，研究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应该是，即使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也可以允许对方观点的存在，即所谓求同存异。历史是需要从多个角度和视点考证的。实际上，正因为不同观点的存在，才让历史学家一步一步接近原本的历史。

　　我可以预见，这次报告发表出来以后，围绕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细节问题，可能会遭到来自中日民间部分人士的不满。在日本，有一部分政治家、言论家以及国民坚持认为30万死亡人数是中方鼓吹出来的。而中国的大部分国民则认为30万死亡人数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一点上，中日国内的舆论实际上是相似的。因此，在发布这个报道上，中日双方专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最终能够促成观点并列记载这个结果，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尝试，也是中日官民一体推动历史认识的一个成果。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这次发布的报告不仅包括近现代史，还包括古代史。虽然可能古代史由于争议不多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但是我依然认为，此次对古代史的共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日本年轻人实际上对中国的古代史很感兴趣，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得最多的古代史都是关于中国的。由于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实际上日本人对中国的那种特殊情感是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

　　但是相比而言，中国年轻人对日本古代史感兴趣的又有多少人？我希望这次共同研究能够促进两国人民更多地关注双方有着友好交流的古代史，唤起两国人民的历史认同感。要记住，中日交往史不仅是近代史，还有更长的古代史，看待历史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尽量避免以点盖面，或以面盖点。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了解中国的日本年轻人，你想对这些不满者说什么？

　　加藤嘉一：我希望大家看到对这些有争议的细节的并列记载，不要立马就情绪化反应，马上就反驳。而是要拥有一种乐意跟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交流的心态。对于对方的观点，你没必要接受或反对，但是至少要知道有这么回事。我想这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认为这次研究报告，是一本纠正对历史认识态度最好的教科书！

　　中日国民感情正处常态

　　东方早报：你在2003年来到中国，经历了中日关系从低潮到慢慢改善的过程，你觉得这几年间中国国民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加藤嘉一：是的，我经历了中日关系低潮期。2005年应该说是我感受最深的。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中国媒体的报道，头版几乎都是骂日本的。而到了2006、2007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民越来越多，网络政治也越来越发达，我也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于是，我的邮箱每天都能收到200封以上的邮件，80%以上是骂我的邮件，说“请加藤滚回你们日本去！”之类的话。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对日情绪，我是理解的，因为日本也有许多这样的网民，即“网络右翼”。

　　而2008年，我认为是自从我到中国以来，中国对日情绪改善最大的一年，也是中国对日本最有好感的一年。有两件事情起到关键作用。一是在汶川地震中，日本救援队的帮助。二是在北京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的入场。那个由福原爱担任领队的入场，每个日本运动员手上都拿着中日两国国旗，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举动打动了很多中国人，是一次成功的外交。

　　不过2008年，由于发生“饺子事件”，一度影响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情感，不过现在也已经被淡化了。我感觉，走到2009年底，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我希望这种常态能够得到持续。

　　在此基础之上，我希望两国国民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我一直认为，了解对方是态度问题，了解自己是责任问题。中日之间，需要的不是亲华派或亲日派，需要的是知华派和知日派。

　　细节问题不能政治化

　　东方早报：坚持历史共同研究能否规避历史问题政治化？

　　加藤嘉一：实际上这也是我想强调的另外重要一点。在中日历史问题上，总是有政治化或大众化的倾向。这是我所不提倡的。

　　毕竟，在政治上，两国已经达成共识，有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所以，对于一些细节上的数字等问题，我们不能把它政治化，而应该交给学者。我认为这种共同研究的尝试是规避历史问题政治化的好办法。

　　对于中日历史问题，应该有这样的思路和分工。在政治家层面，要坚持首脑外交，保持沟通，引导两国关系的大方向，不能像小泉时期那样不见面。在官僚层面，要把讨论的框架制定下来，就像这样的共同研究。在学者层面，则是进行学术性的讨论。而在民众层面，则应当树立一个认识：历史认识需要思考，对对方历史认识予以尊重。

　　东方早报：战后史没有被发表，你怎么看？

　　加藤嘉一：这部分最终没有发表，本身就是对对方内政不过多干涉、相互尊重的一个结果。

　　对于中方关于战后史的态度，有些日本经常这么说：你们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对二战史不反省，你们自己不也对自己的历史不反省吗？我觉得这是一种低级的情绪化反应。为什么？因为二战史是两国共有的历史，而战后史则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对于别国的历史、别国的内政，我们是无权干涉的。

　　关于战后史，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已经写得很清楚。中国对于日本战后的和平道路给予评价，日本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就，对于对方所走的道路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体现了尊重对方政治生态的基本姿态。

　　这次共同研究报告绝对不是全部，而只是促进两国人民互相理解的一部分。探索一定要继续。